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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哈佛大學法學院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教授Derrick Bell，在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1960年代初期，社運者Dick Gregory（1932-）鼓吹透過奧林匹克運動會抗議種族隔離，有一天一大早由舊金山飛到洛杉磯運動場。當時，場內正在進行國家代表隊的甄選，在烈日之下的Gregory高舉抗議牌，然而，川流而過的人群沒人看他一眼，包括一群黑人選手。他相當失望，收拾牌子趕到機場，因為，當晚必須工作。 多年後，後來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非裔社會學家Harry Edwards（1942-）回憶道，年輕的時候曾經跟父親去看選拔賽，還記得豔陽下行影孤單、無人搭理的Gregory。Edwards說，他當下就誓言響應，並在1967年組織的一個稱為Olympic Project for Human Rights（OPHR）的團體，抗議美國及南非的種族隔離，特別是運動場上的種族主義。 這個人權組織呼籲非裔選手杯葛即將在1968年於墨西哥舉辦的奧運會，除非奧委會拒絕南非跟羅德西亞（現在的津巴布威）參賽、奧委會主席下台、恢復阿里的世界重量級拳賽冠軍地位、以及聘任更多的非裔助理教練。儘管他們的呼聲未被大家重視，卻有三名運動選手在兩百米賽跑的頒獎典禮上配合，包括非裔的Tommie Smith（19.83秒）與John Carlos（20.10秒）、以及澳洲白人選手Peter Norman（20.6秒）。 三人在接受頒獎的時候，夾克貼著OPHR的人權標章。兩名非裔選手刻意不穿鞋子、只穿黑襪，象徵族人的貧窮。獲得金牌的Smith在脖子披著黑色圍巾，意味著身為黑人的驕傲。銅牌的Carlos則拉下夾克的拉鍊，表示跟美國的藍領工人團結一心；他還特別掛上一串念珠，為那些受難的同胞哀悼。前兩人還在播放美國國歌之際，頭低低的，高舉戴著黑手套的單手（一左一右）表示抗議。這一幕，立刻傳遍世界各地。 只不過，當他們退場的時候，觀眾紛紛喝倒彩表示不以為然。Smith並不感到後悔，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如果我贏了獎牌，就是美國人；如果我做錯事了，就變成是黑鬼（Negro）。我們自豪身為黑人，黑裔美國人（Black American）會了解我們今天所為。」美國籍的奧委會主席Avery Brundage則認為這是國內議題，不應該在非政治的場合表達立場，以停賽逼美國隊驅逐兩人。問題是，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Brundage並不反對德國選手的納粹舉手禮。 Smith與Carlos返國後飽受輿論抨擊，不止運動界孤立兩人，他們的家人也受到生命的威脅。Smith只好改打職業美式足球（NFL）、參加辛辛那提的Bengals隊，最後成為有名的歐柏林學院的體育助理教授。Carlos也是改打NFL（費城的老鷹隊），後來因為膝蓋受傷退出，此後不是很順遂，包括妻子自殺，一直到1985年，才被聘為高中的田徑教練。 來自救世軍（Salvation Army）家庭的Norman最淒涼，他因為認同人權訴求、以及反對澳洲政府的「白澳政策」而加入抗議，回國後被媒體修理得很慘。儘管他連續13次達到甄選標準，卻被澳洲奧委會禁止參加接下來要在慕尼黑舉辦的奧運；或許為了掩飾私刑，澳洲在1972年乾脆不派任何人參賽短跑。他在墨西哥的兩百米記錄，到目前為止尚未被國人打破。後來，他因為跑步腳受傷而幾乎要截肢，酗酒解仇。 奧運會於2000年在雪梨舉辦，澳洲奧委會對他仍然耿耿於懷，不願意邀請他由墨爾本前來，還發了一個聲明說：「他跟其他觀眾有權買票入場。」雖然美國表示願意贊助他，最後沒有看到人。Norman在2006年死於心臟病，兩位美國友人特地飛來參加告別式，還好，美國田徑協會宣布這一天是他的紀念日。澳洲國會經過辯論，終於在2012年通過決議向他道歉，而澳洲奧委會則死不認錯。倒是加拿大奧委會成員Akaash Maharaj在2011年演講時表示，他們三人彰顯奧運會的人道主義。 在2003年，Smith與Carlos畢業的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為兩人豎立了一座勝利紀念碑。在三人領獎座上，銀牌的位置沒有銅像，據說是Norman本人的要求，讓前來瞻仰的人可以站上去照相。瑞典樂團Nationalteatern在1974年出版一張唱片，特別以Mr. John Carlos這首歌來紀念這件事。
*《民報》 2015/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