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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代洪秀柱成為總統參選人後，頻頻接受媒體訪問大談憲政改造。他表示個人心儀內閣制，如果修憲有困難，現階段至少要先回到內閣制的精神，也就是恢復閣揆同意權；他同時答應，如果當選總統，每年會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接受政黨代表的質詢。他甚至於指出，如果我們目前是內閣制，可能就不會有太陽花學運了。 其實，朱立倫自從接任主席，已經多次表達內閣制的憲改主張。只不過，針對民間的諸多憲改訴求，特別是年輕世代希望在第一階段至少將投票年齡降為為十八歲，國民黨迄今提出的是套餐般的提議，堅持不准單點，令人質疑真正的意圖是夾帶閣揆同意權，朝野終究無法達成共識。儘管老生常談，朱立倫倒也釐清他的短中長憲改目標。 首先，就總統的國情咨文，如果是內閣制，最高行政首長是總理，總統只不過是虛位的國家元首，因此沒有發表國情咨文的必要。要是在總統制之下，以美國為例，總統在眾議院議長邀請之下，通常會在年初前往國會報告國情，特別是宣告未來一年的優先法案，可以說是先禮後兵；然而，總統在宣讀國情咨文之後，並不接受質詢，因為那是內閣制的設計。 換句話說，在內閣制之下，總理由國會推選產生，自然必須對國會負責，而質詢是負責的機制之一；在總統制之下，民選的總統直接對選民負責，而國會對行政部門的制衡是透過立法、及監督調查。試想，國民黨七年來完全執政，馬英九總統即使到國會接受質詢，又有任何實質的監督、或是制衡的意義可言？更何況，除了體制錯亂，總統貴為國家元首，有必要前往國會接受罰站辱罵嗎？ 接著，如果恢復閣揆同意權，那就回到一九九七年增修條文之前的憲政結構，總統直選、加上具有起碼民意基礎的閣揆，那是如假包換的雙首長制。雙首長制有三種情況，要是像愛爾蘭一樣，讓民選的總統沒有實權，相信人民不會同意；如果像法國，萬一朝小野大，總統必須任命反對黨黨魁擔任總理，未免有志難伸；假如像烏克蘭，總統與總理權責不清，雙方不時拉拒拔河，老百姓天天等著看戲。在威權時代，憲法是參考用的，可有可無，等到真正要用的時候就左支右絀，特別是憲政體制，難道我們要重蹈覆轍？ 最後，真的只有內閣制才可以達到「權責相符」？如果是這樣，就不會有總統制的出現了。如前所述，在不同的憲政體制之下，行政權有不同的負責對象：在內閣制之下，總理必須對國會負責，在總統制之下，總統直接對選民負責，而在雙首長制之下，總理依違於總統及國會之間。由九月政爭到太陽花學運，癥結在於馬英九總統一意孤行，以行政權淩越立法權、甚至於利用司法權打擊國會議長，那是威權體制的遺緒，與憲政體制無關。 試想，如果今天是內閣制，行政與立法合一，根本無所謂制衡，馬英九既然掌有國會的絕對多數，要通過服貿條例豈不易如反掌？總之，不同的憲政體制各有千秋，端賴國情的需要。話又說回來，不談總統削權的陰謀論，朱立倫如果要台灣師法愛爾蘭、奧地利、冰島、或是匈牙利，那麼，他未來到底是要選無權的總統、還是先選立委再搶總理？
*《台灣時報》社論 2015/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