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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化國小女童遭到無情割喉，醫護人員搶救無效，國人在傷痛之餘，紛紛表達如何強化校園安全的措施，包括增加導護志工、提高圍牆高度、警察進校巡邏、以及追蹤偏差份子等等，不一而足。立即衝擊的，將是過去幾年來大家有高度共識的友善校園作法，也就是如何結合學校與社區的期待，現在恐怕會因噎廢食，又要回到圍起高牆的作法。 我們必須指出，現有校園安全機制並非一滴不漏，主要是因為人事經費有限，校警在上下學之際疲於奔命，即使學校遍裝監視器，還是沒有充分的人手可以盯住畫面，有心人士有幾可趁，特別是熟悉校園死角的不良份子。在目前重大學、輕中小學的結構下，失衡的預算無法調整，校方只能暫且協調社區、以及家長參與，至少想辦法讓空窗期降到最低。 居安思危，我們目前的假設是人性本善，以為會到校園來的多半是利用操場或是運動設施，警戒心不足，如果遇上存心不良者，其實是無法應付，更不用說萬一碰上歐美國家近年常見的校園喋血、或是恐怖份子劫持。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雖然聽來陳腔濫調，卻是顛簸不破的道理。假使教育主管單位不能記取取血淋淋的教訓、未能落實測試，現有的標準作業程序只是參考用，那是官僚殺人，老是懊悔也於事無補。 從鄭捷在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開始，人心惶惶，除了譴責加害者喪盡天良，國人更想知道的是到底原本祥和的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究竟是情緒控制、還是人格偏差的問題？究竟是眈迷電玩、還是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這些都要仰賴社會心理學家幫我們解惑、開藥。防不勝防，與其防堵不如疏洪，傳統的教育重訓誡輕疏導，如果只是強調優越表現、繼續忽視平凡甚或挫敗，不知社會上還有多少未爆彈。 最後是人權保障運動者多年來所推動的「廢死立法」，在眾人喊打之下，一時恐怕很難有心平氣和的對話。對於他們來說，生命是無價的，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並不是最好的遏阻犯罪之道，西方國家多半廢除死刑、改採終身監禁。然而，反對對者則認為，罪證確鑿的兇殺罪犯如果不處以極刑，不只是無法伸張正義、甚至於是鼓勵他人犯行。我國目前採取的是折衷方式，儘量不簽署死刑定讞者的處決執行令。 到目前為至，民意維持高達七、八成反對廢死，而且也有六成的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做為死刑的替代方案。大體而言，政治人物與社運界多半支持廢死，尤其是期待人權保障能與國際潮流接軌，然而，掌權者往往不敢直接跟民意對衝。最尷尬的是國會議員，他們直接面對選民的壓力，在大小雙峰的民意分佈下，不可能出現所謂兩全其美的配套措施，相當左右為難。 誠然，在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下，以德報怨原本就很困難，更不用說殘暴的加害者，除非是受害者的家人，外人很難要求寬容諒解。當然，儘管政治解嚴之後，誤判、以及冤獄的可能大為降低，大家對於空軍士兵江國慶冤殺案應該記憶猶新。根據最新的民調，社會信任度的倒數五名分別是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新聞記者、總統、以及法官，歸納起來，就是立法、行政、以及司法三權的政治菁英。立法問民意、執法看心情、司法碰運氣，老百姓聽天由命。
*《台灣時報》社論 2015/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