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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功能有報導真相、分析因果、以及提供建言，可以監督政府立法、行政、以及司法三權，因此有稱為「第四權」，威權統治者視之為毒蛇猛獸。在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實施報禁，黨外雜誌突破重圍、爭取媒體自由，無非為了捍衛人民應有的「知的權利」。 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對於民主的追求，由傳統尊重個人自由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已經漸漸朝向更為精緻的「審議式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努力。在這樣的境界裡，民主社會的成員必須是願意積極參與決策的公民，而非只是前往投票所的選民。具體而言，人民必須進行「經過思考的公共審議」（reasoned public deliberation），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要解釋自己的立場，也必須嘗試去了解對方。 為了促成相互理解，社會必須提供人們基本的認知跟溝通能力，還必須確保大家有公平的「認識論資源」（epistemological resources）。特別是在多元的社會下，大家有不同的價值、利益、或是立場，如果不能透過程序上的公平來進行公共而批判的討論，那麼，即使有任何妥協方案，未必是最好的決策；甚至於，在選擇性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之下，被打壓的一方勢必忿忿不平，媒體反成淪為消音的幫兇。 多年來，有關推動台灣成為「東方的瑞士」，一直是國人的夢想，只不過，多半停留在羨慕的階段，並未有人深入探究如何實踐。前副總統呂秀蓮近日思考如何台灣的主權，認為「永久中立」（permanent neutrality）或許是可之道。筆者初次接觸，以三十年前修習國際法的理解做反應，直覺上認為不可行，理由是強權會接受嗎？然而，作為理性的人，我也願意嘗試著去了解她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請她讓學者從事比較深入的研究，大家集思廣益來討論看看。 上個週末舉辦的「認識中立國學術研討會」，就是十二名學者經過寒假的研究成果，兼具理論及實務，除了國際法（廖福特）、及國際政治（施正鋒）的導論，另外還邀請十名學者從事個案研究，拜託他們至少要討論各國所採取的中立模式、為何要採取中立政策以及內的爭辯、如何推動及實施、面對內外情勢的因應及調整、以及對於台灣的啟示。這些國家包括瑞士、奧地利、瑞典、芬蘭、比利時、愛爾蘭、土庫曼、哥斯大黎加、日本、及美國。 一如往昔，我們拜託本土社團相互傳遞訊息，馬上碰到軟釘子，表示必須經過執委會同意，那當然是推託。倒也無所謂，政治理念的傳播本來就是開疆闢土的寂寞工作，更何況是沒有外來和尚佳持的學術討論。因此，在會議當天，某報刊出日本退休將領的一些看法，看來是必須自我表白，也就不以為意。 只不過，在會議的第二天，某報做了簡短的報導，除了有呂副總統對於日本行的看法，選擇兩位論文發表人、以及一位評論人的說法，大體是站在反對的立場，對於與會學者未必公平。坦誠而言，記者的能力有限，我們不忍深究，然而，事後不願意接電話，是相當不禮貌的作法；同樣地，我們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總編輯也是碰到葉名琛，完全沒有任何回應。 其實，不要說一般人、媒體人、或是政治人物，隔行如隔山，連學者未必理解永久和平的真諦，也就是「平時不結軍事同盟、戰時不捲入國際紛爭」。這樣的願景，相信國人都會接受。對於「台灣有沒有條件」的質疑，我們必須指出，包括瑞士、奧地利、芬蘭、瑞典等國，都是周旋於列強的所謂「前線國家」，兩大之間難為小。同樣地，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等國在德國及法國夾縫中生存，中立是理性的選擇，而且也維持相當長久的中立；事實上，破壞中立的德國最後都遭到制裁。回想兩次大戰，如果比利時選擇跟德國、或是法國結盟，命運會不會比較好？ 中立並非孤立自守、也不是束手投降，而是積極的武裝自保，只是不願當人家的馬前卒。事實上，戰後芬蘭如果不是中立，不是像波海三國被蘇聯併吞、就是像東歐國家淪為附庸，主權只是名目上的；因此，所謂「台灣法理獨立才能取得中立地位」，不論是邏輯不通、也不符事實。我們知道，強權在戰後對奧地利、德國、以及日本也有中立之意，最後，只有奧地利中立、蘇聯撤軍，德國一分為二、日本本方四島落入蘇聯手裡。我們必須指出，永久中立的倡議並非放棄台獨、而是想要在目前的困境走出另一條道路。 事實上，戰後芬蘭、瑞典、瑞士、以及奧地利採取中立，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對象是北極熊，儘管他們選擇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而成為美國的軍事盟邦，被一直被美國當作友好國家。我們必須指出，永久中立與否的關鍵在於內部是否能有共識，那是運動推動者的責任。其實，瑞士就是應為有日耳曼裔、以及法蘭西裔，既不能親德、也不能親法，外交中立是最佳的選項。 坦誠而言，國際法對於永久中立，大體是建立在瑞士的實踐，也就是中立國的權利、以及義務。至於一個國家是否會採取中立的內外條件，那是政治學者（外交政策、比較政治）的範疇。研討會當天，撰稿的廖福特教授、以及評論的姜皇池教授由本身的專業出發、提出寶貴的意見，如果有所保留，也有精彩的對話，可惜記者未能公平報導，彷彿船過水無痕，相當惡意。同樣地，賴怡忠教授嘗試結合芬蘭化以及戰略孤立，相當有創意，然而，在論理方面還是有討論的空間，記者卻一面倒，令人無法接受。 台灣人如果有夢，卻沒有勇氣去追求，那是懦弱而丟臉的作為。然而，不管是記者、主編、總編、還是報老闆，惡意封殺新的看法，讓公民無機會理解、探討，不知背後是有不可知的政治力量在操作、還是無知，都是野蠻的行為。我們知道媒體有篇幅的限制，然而，如此高度選擇性報導，大概是仗勢一般讀者無法知道內情。對於如此「仁慈的忽視」（benign neglect），我們相當悲憤，如果鄭南榕在世，不知他會做如何反應？
*《民報》 2015/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