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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可以選擇傳統的均勢平衡、或是軍事同盟的戰略，也就是採取軟硬圍堵、或是確立勢力範圍；相對之下，自由主義服膺集體安全的理念，尤其是相望庇蔭於聯合國的保護傘之下。然而，前者是戰後以來的主流作法，並未降低超強之間的緊張；同樣地，聯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因為常任理事國的各自盤算，往往因為相互掣肘而有選擇性的適用。因此，中立是值得考慮的第三條道路，至少可以讓強權事先承諾不訴諸武力來解決爭端，除非她們願意承擔破壞中立的後果。最後，不要忘了，美國跟蘇聯原本也採取中立政策，一直到1940年才改弦更張。 然而，從方興未艾的建構主義角度來看，推動中立更是一個民族的積極自我理解，也就是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面對敵視的國際環境，企盼能確保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因此，這是「民族的選擇」，而所獲致的則是一種「安全認同」。對於瑞士來人說，中立就是民族認同。至於愛爾蘭，中立起源於反英國的情緒，特別是反對英國徵召愛爾蘭人去歐洲大陸打一次大戰；對於愛爾蘭人說，無庸置疑，英國是愛爾蘭的威脅、而維持中立是愛爾蘭人的權利，用來表達愛爾蘭的主權、確立愛爾蘭的獨立，換句話說，中立是手段、主權是目標。 此外，中立也可以是利他的、積極的，也就是由政治上的不得已提升到道德上的必要性、利己利人。對於當前歐陸的中立國來說，中立不只是外交政策、或是政治價值、更是一種精神上的使命感，因此有所謂積極的、正面的、建設性的中立，而非不問世事：瑞士在傳統上就樂於扮演國際調停的角色，同時也積極鼓勵國際組織將總部設於日內瓦，包括國際聯盟、諸多聯合國周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國際紅十字會、普世教協等非政府國際組織；瑞典積極參與聯合國的調停工作，哈馬紹（Dag Hammarskjöld）來擔任過第二任聯合國秘書長（1953-61）：另外，第四任聯合國秘書長（1972-81）華德翰（Kurt Waldheim）則來自奧地利；芬蘭外交官Max Jakobson當年與華德翰競爭，因蘇聯的杯葛而失利：愛爾蘭則一向提供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就可行性而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立必須獲得強權的首肯才有可能確保，特別是潛在的敵人；不過，這樣的看法，尚未獲得國際關係學界的實證支持。事實上，瑞典的永久中立有將近200年，是片面宣布中立的原型，並未經過國際條約確認、也未獲得強權保證、憲法更沒有中立的條款，關鍵是言行如一的中立傳統；同樣地，究竟片面宣布中立是否充分、還是必須經過條約確認，並未有定論，因為包括安道爾、列支敦斯登、摩納哥、聖馬利諾、梵諦岡、以及愛爾蘭的中立，既未經過片面宣布、也沒有國際條約確認，只能說，因為政治現實，讓這些國家取得獨特的（sui generis）中立，不像瑞士、或是奧地利的中立那麼道地。 強權當然會實際評估中立的優缺點、衡量彼此的相對實力。因此，追求中立的國家難免要擔心，由談判、執行、到維持，是否要受制於人？事實上，我們未必要如此悲觀。首先，如果強權發現中立符合雙方的利益，一拍即合。接著，即使中立未必保證久久長長，只要能讓情勢免於惡化，也是伐得來的努力。再者，即使未能十全十美，其他途徑會比較好嗎？ 總之，就可欲性而言，永久中立是台灣在尋求如何確保主權獨立之際，另一種途徑，也就是平日不結盟、戰時不捲入。因此，並不是孤立主義、也不是機會主義；事實上，由戰後歐陸國家的經驗來看，中立的政策目標就是蘇聯，基本上是採取親美的外交傾向，也就是局部中立、或是也現結盟。就可行性而言，只要不是採取親中中立、或是跟美國有正式的軍事同盟，美國與中國沒有反對的道理。 當然，對於台灣主權獨立的最大挑戰是中國，而非我們夾在美中之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事實上，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舉行總統大選，中國老是文攻武嚇，美國則適時派遣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幾乎是準軍事同盟的關係。永就和平是外交大戰略的改弦更張，還是必須經過嚴肅的討論及相互說服，特別是政治菁英之間。陳秀麗近年提及台灣永久中立，我們根據傳統的國際法，直接反應是哪有可能；去年，前副總統呂秀蓮正式倡議，我們還是半信半疑。不過，經過半年多來的相關國際關係及外交政策文獻閱讀，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惶恐分享。
*《民報》 2015/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