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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化二十多年以來，憲政改造的重心集中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取得，包括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至於憲政體制，雖然已經由憲法文本的雙首長制調整為傾向總統制，也就是目前的「九七體制」，然而，實際上的運作上並不順暢，特別是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的關係。 具體而言，既然閣揆不再獲得國會同意、而總統任命閣員也不需閣揆副署，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然而，大家還是習慣過去的經驗，認為總統主導國防外交等事務、內政交由閣揆負責，不希望總統管太多的事。問題是，一旦發生重大事故，終究還是把箭頭指向總統府，認為總統不應該「有權無責」、老是躲在閣揆後面，甚至於有人指控目前的憲政體制是「超級大總統制」。 去年的九月政爭，基本上是國民黨內部的茶壺風暴，從憲政的角度來看，就是總統的行政權凌駕國會的立法權。在威權時代，由於黨國體制作祟，立法院在實質上被當作行政院的立法局，只要國民黨中常會定奪，中央政策會就去督軍，委員會及院會的討論只是虛應故事。目前，馬英九政府的威望江河日下，又未能費心與國會議員進行法案溝通，反而怪罪議長未能全力配合，以黨紀及法律伺候。當時浮現的憲改之議，主要是總統可否兼任黨魁、以及不分區立委被開除黨籍後是否失去立委席次。 太陽花學運的引爆點在於總統意欲強行通過服貿協議、試圖規避國會的監督，因此，學生與民團的訴求是先有監督條例、再審服貿協議。在結束立法院的佔領之前，眾人體會到有必要釐清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的關係，進而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要求。如今，半年作為檢驗的期限已到，相關的憲改主張如火如荼，作為入世的學者，不免有自我鞭策的焦慮。 目前本土陣營的憲改分為修憲、以及制憲兩大途徑：前者考量現有的體制、以及政黨生態，判斷憲改寸步難行，頂多只能朝野合作才能達成局部的修補；後者則認為既然體制內改革有困難，倒不如趁勢發動制憲，讓社會力量逼迫檯面上的政黨配合改弦更張。這裡的爭辯主要集中在程序上的可行性，就實際參與政治操作的第一線人員而言，這樣的關心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們認為，憲改工程茲事體大，另一個必須審慎從事的是評估必要性、及可欲性。 我們還是回到常用的比喻，如果把憲政體制當作一輛車，當我們要決定修車、還是換新車之前，一定要好好考量面對的挑戰是甚麼：到底是車子的性能（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司機的素質（領導者的威望、才德、威望、學識）、路況不好（民主化的進程、政治文化）、天候不佳（國民黨黨產、中國因素）、還是車主（老百姓的民主素養、國家的方向）。如果這些基本問題不先釐清，就逕自討論買車系、車種、甚至於配件，那是本末倒置，畢竟，買車不像夜市逛街買衣服。 作為相關的法政學者，我們當然不甘把這些問題找出來就好，還必須去權衡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出現的可能性。在做完初步的病理分析，我們接下來的責任是開藥方，這時候，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到底是要當一名「誠實的仲介」（honest broker）、還是「倡議者」（advocate）？前者就像廚師，可以提供滿漢全席、也可以熱炒一百，就看顧客如何點菜；後者則有一套推動民主的構圖，希望能碰到有遠見、有品味、有眼光的伯樂。 學者可以當千里馬，卻未必都是奴才。 *《民報》2014/09/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