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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人物的作為而言，不論是政策的制訂、還是執行，從前因到後果，最後還是要經過評估來決定功勞與責任，這是這基本的民主課責要求。也就是說，透過課責這個機制來控制政府，我們可以防止權力的集中，並且強化學習的能力、及管理的效能。 不管是責任、還是課責，大體有主體、以及形式兩個面向。一般而言，負責的主體包括主官、集體、以及個人，而負責的形式包括法律、行政、政治，甚至於可以要求道德上的責任。首先，如果以決策或是監督的權力來看，既然是「人人為我」，主官理當負起全部的責任。 不過，決策往往是經過很多階段、不同政府累積的結果，而且有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垂直分野、以及決策與執行的時間差距，既然是「我為人人」，自然應該集體負責；然而，集體分攤責任往往就是沒有人負責，而且會鼓勵盲目的從眾決策模式。因此，目前學術上的共識是，個人負責是相對上比較合理的方式，也就是看職位的高低、跟影響有多重大。 就負責的形式而言，法律的責任是最起碼的，最大的限制是有追訴年限、以及相關人員身故的問題。行政責任主要是針對公務人員在執行上的缺失，這是準司法的處置，一般是調離行政主管職務，包括監察院的彈劾，有點人肉鹹鹹的感覺。至於政治人物，政治責任是一定要有的，不管是道歉、下台、還是退出政壇，最後還是由選民來作定奪；至若於被要求道德責任，不是指政治專業的倫理、而是論斷道德的問題，也就是有沒有良知。 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一定要進行檢討，一來是為了究責、二來是防止悲劇再出現，絕對不是事後諸葛亮。我們由災害爆發的時間點往前推，可以把造成的因素分為觸發、以及潛在兩大類。前者比較容易辨認，譬如颱風地震、飛行員誤判、火車道岔轉轍器故障，如果不是不可抗拒的因素，那就是一般所謂的元兇；比較難以確認的是政策的對錯、以及執行的效率。 政策執行屬於中介變數，也就是行政效率是強化、或是弱化政策的有效性；好的政策可以因為執行不力而錯失美意，不對的政策再怎麼努力推動也是枉然。官僚惰性國內外皆然，如果監督不週，不是政務人員的無能、就是縱容；如果是現有法令不足，那是國會立法的怠惰。 政策的優劣比較難以追究責任，除了有前述集體決策的難題，主要是國家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總體目標，昨是今非，到底是宏觀遠見、還是急功近利，只有歷史評價了。除非是不可回復性的歷史共業、或是執政時間太短，否則，自己就必須勇敢負起未能改弦更張的責任。最困難的是政策背後的發展優先價值、以及馬虎的文化，誰來執政都一樣。 即使是天災，如果能有起碼的警覺性，也可以讓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降到最低。那麼，捫心自問，氣爆是否可以避免？三十條人命是否可以不用犧牲？為何沒有斷氣、疏散、交管？四個事務官下台只是行政責任而已，而陳菊的道歉並非負起政治責任；「橫向協調不足」的病痾在於「缺乏垂直統御」，至於要不要下台，那是高雄人的決定，護短不一定對民進黨有利。再怎麼不休不眠救災，也無法逃避終要面對的政治責任。 *《台灣時報》專論，2014/08/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