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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是1990年代的開頭，剛拿到博士學位，在台北新生南路的一棟建築，目睹學界同志跟進入政壇社運朋友間的一場激烈爭辯。前者希望當選人能履行選前的承諾辭職，以凸顯中華民國體制的荒謬性；後者則無奈地表示，既然生活在台灣，又能對中華民國怎麼樣？他甚至於反問現場的眾人，有誰沒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誰沒有去當過兵？多年來，這一幕不斷地在腦海重現。 日後，Yamada先生擔任台灣教授協會的會長，最有名的是「剪刀理論」，強調議會路線及社運路線交叉使用。可惜，我們隨後看到的是一把長短不齊的剪刀，走議會路線進入體制的人講話聲音比較大，堅持社運的朋友不是被譏為食古不化、就是沒有社會滲透力。最後，一群學者終於在李鎮源院士的號召下組成建國黨，可惜，沒有獲得社會的普遍迴響。 太陽花學運以體制外的衝撞佔領「國會」，號召五十萬黑衫軍走上街頭，令人刮目相看。暫時撤出轉進，學生們對於如何儲存能量、維持熱情，難免有不同的看法，到底是要回到地方、參與選舉、還是繼續唸書？回顧當年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目前參與者遍佈社會各層面，各自在專業的崗位努力，只要能發揮己長，很難說誰的抉擇比較對。 一些充滿敵意的評論者訕笑，「你們看，這些學生還不是要選舉，跟他們所批判的人差不多」；相對地，也有人相當有自信地說，「這些學生最後還是需要民進黨」。前者是以「反政治」的犬儒態度進行嚇阻，酸葡萄心理一覽無遺；後者則是等著對方前來講加盟的條件，彷彿天下不是歸藍、就是歸綠，老臣在在、請君入甕。兩種態度都是不禮貌的，一邊是封建垂直統治、另一邊是派系恐怖平衡，有自主性的年輕人怎麼會受得了！ 我們的社會習慣以參選與否作為體制內外運作的指標，這樣的二分法雖然簡潔方便，卻把兩個有相關、但截然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簡單來說，參選進入體制可以當作手段、也可以視為目標：前者可以進入體制反體制，因此，只要不忘初衷，選舉未必是十惡不赦；相對地，不少人高舉改革的大旗，當選後就漸漸沈淪於榮華富貴，不自覺鞏固現有的體制，甚至於對昔日的戰友嗤之以鼻，好像公職就是出人頭地。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跟所有行業一樣，需要付出心力去經營，不容污名化。當然，因為不少人平步青雲後就忘了我是誰，讓有志的年輕人對選舉卻步，彷彿那是無法超越的道德缺憾。沒錯，有言論免責權在身，政府官員無不阿諛巴結，很難不叫人不暈船的，因此，原本想要改革的制度使用一句「歷史共業」就可以跟良心交代，大家集體負責，鐵皮屋儘管當作永久屋住。如果政治是羈縻志氣的迷藥，那是絕對不公平的評價。 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所謂的「反體制」並非只是行動上的抗爭而已，也不是象徵上的更改國旗、國歌、跟國號而已，而是願意深切去檢討現有體制、以及背後的價值，既不怕習以為常者的平凡邪惡眼光，更要每天從日常生活身體力行，堅定勇敢、卻又氣定神閒地去挑戰不合理的一切，那就是不知不覺地在從事「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神聖工程了。 站在體制內外的邊陲，反而是方便的戰鬥位置。 加油！放膽去作吧！即使可能會犯錯又如何？ *《民報》2014/06/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