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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太陽花運動，學生挺身擔任社會改革的前衛，為了捍衛民主衝鋒陷陣，無畏政府可能對他們展開無情的法律追殺，可圈可點。在這過程，馬英九總統召見多位公私立大學校長，嘗試透過他們對學生進行懷柔，幸好並未得逞。不過，還是有少數校長急著表態，譬如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竟然在校友會上表示「沒有把學生教好」，引起學生及校友群起抨擊，發起｢對不起我們沒有把校長教好｣活動。另外，清華大學副校長劉容生投書報紙，讚嘆「白狼替學校打了學生一巴掌」，以黑社會的大哥否定學子，還登載學校官網，也遭來一陣師生抗議的聲浪。 在這一波出面打壓學生的逆流當中，共同點是否定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動，質疑學生的手段，同時也批評學生不禮貌，不應該對教育部長高喊「說謊、偽善」，也沒有必要對官員及領袖口出惡言。總歸一句，這些論調千篇一律強調法治至上，認為學生的抗議已經破壞民主法治，而劉容生的看法可以說是官方的政治正確樣版，只不過是透過校園的傳聲筒進行政令宣導，講民主、談倫理，卻不顧民主除了要講法治，還有其他更崇高的價值圭臬。 一般提到民主政治，一定會堅持法治，主要是拒絕封建時代的人治作風，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須遵守法律，包括政府官員，尤其是那些深信君權神授的君王。然而，在威權統治時代，國民黨政府除了採取軍事統治，還以戒嚴體制宰制整個社會，特別是高舉「惡法亦法」排除異己，肆無忌憚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甚至於戕害寶貴的生命，毫不靦腆從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憑藉的也不過就是形式上的法治。然而，當統治者把法律當作壓迫的工具，老百姓當然有權利跟義務發動公民不服從運動，抗拒不合理的法令、推翻不義的體制。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人民有一定的法治修養，「揖讓而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那是令人羨慕的境界。然而，當政府偷雞摸狗在先，試圖挾國會的席次優勢而三十秒矇騙過關，行政權專擅而凌越立法權，已經是達到人神共憤的違憲層次。在法國大革命之際，那些宮廷裡頭何不食肉糜的貴族，也不都是相當有教養？被送上斷頭台的路易十六公認有治國的善念，法國前總統密特郎在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時說：「路易十六是個好人，他的死是悲劇，不過，卻是無法避免的」。面對不守規矩的統治者、失去正當性的政府，卻要求百姓以小學生的方式循規蹈矩，未免本末倒置、欺世盜名。 原本，教育應該是國家培養公民的場所，而大學更是公民社會的一部份，然而，在國民黨的長期黨國體制箝制之下，教育也不過是複製社會支配的結構，而高等教育更是國家機器的一環，一些大學教授只不過是具有博士學位、卻扮演控制學生的幫凶。可惜，在民主轉型的過程，大家為了和諧而不願意追究這些人的責任，任憑盤據學府，甚至於使用納稅人的資源興風作浪、以所謂的「校園民主」大玩機械性的投票主義遊戲，卻可以躲在「大學自主」的保護傘之下遂行扈從政治，是可忍、孰不可忍。鼠輩原本只能在陰暗的水溝或是暗巷出沒，現在，卻道貌岸然跳出來裝腔作勢。回到地方深耕，或許應該是「路過」學校行政大樓的時候了。 *《台灣時報》2014/04/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