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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仲丘案後，「公民1985行動聯盟」連續兩次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二十五萬人扳倒兩名國防部長下台，讓人體會到民氣可用。然而，也因為立法院在民意壓力下倉促修法，陣前逃亡的林毅夫案移送司法機關，連職業軍人叛國都不能軍事審判，不免讓人擔心，如果光是破、卻沒有立，將對於民主政治會有怎麼樣的影響。 一般而言，民主國家的老百姓除了在選舉期間投票，平日參與政治的管道不外政黨、利益團體、或是社會運動。在戒嚴時期，國民黨一方面實施軍事統治，另一方面則透過社會工作會從事羈糜，包括宗教、士農工商、藝文、婦女、以及青年，無一不是社會控制的工具。民進黨以社運起家，關懷勞工、農民、及原住民等弱勢者的權利保障，也熱衷環保、教育、及婦權等社會改造課題，社運經驗甚至於是菁英甄補的條件。 民進黨執政初期，一度大量延攬社運人士入閣實，然而，由街頭進入國家機器，多半無法馴服官僚體制鎩羽而歸；另外，由於當政者視權位為恩賜，不少社運團體因為被吸納而失去生機，迄今無法恢復自主性。在彼此暫時保持距離之際，由於有當家不鬧事的想法，一些新興本土社團順勢大張旗鼓興起，以直達天聽睥睨群雄，特別是對朝小野大的國會伺機表達抗議，社運可有可無。 蔡英文擔任主席時，雖然曾經宣示「社會運動年」，不過，或許是缺乏本土的集體記憶，基本上的認識停留在籠統的社會團體，並沒社會運動團體的概念，更不用說對弱勢族群的理解，因此，才會對於原住民不分區立委嗤之以鼻。然而，當白衫軍崛起之後，蔡英文蠢蠢欲動，大談公民社會、及公民團體，頗有以代理人自居而順手接收之勢；相對地，蘇貞昌主席大體與社運界相敬如賓，知道不該有非分之想，顯示應該有的起碼禮貌。 從北非、中亞、到東南亞的顏色革命來看，大體是以新穎的科技來進行動員，本質上還是屬於傳統的群眾運動，我們目前所觀察到的所謂「新公民運動」，並沒有甚麼不同。坦誠而言，單一議題比較容易引起風潮，然而，如果想要持續發揮社會力量，不能停留在自發性的一盤散沙，必須對內能整合成有凝聚力的組織。所有運動都必須有團體來支撐、甚至於多元競爭，也就是說，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以及領導，否則，經過多次動員之後，勢必兵疲馬困，屆時支持者的新鮮度沒有了，媒體也認為邊際效應遞減，曇花一現，未免可惜。 引起社會大眾及政治人物的注意後，如果還要繼續展現實力，逼冥頑不靈的政府屈服只是第一步，接下來工作千頭萬緒，不管是打算朝向深化、或是廣化兩個方向，必須提供改革的具體方案。如果公民團體自我定位為社運團體的話，面對有錢有勢有管道的財團、及利益團體，免不了與現有的政黨尋求合作或是結盟，否則，很容易被不願意去觸碰立法、及政策細節所蒙蔽，除非決心政黨化、直接進入政治場域。 民主政治並非只是一系列的是非選擇題，也不是窩在家裡靠滑鼠就可以決定所有的政策制訂，畢竟，公共議題必須經過折衝才能取得妥協方案。假設國會裡頭沒有政黨，每個立委提一個案，究竟要如何併案審查？總之，反政黨、或是反政治並非民主的常態。 *《台灣時報》2014/0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