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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媒體報導，立委黃偉哲的服務處主任陳某，在麻豆慶生宴後酒駕被警察攔查，除了拒絕酒測、三字經伺候警員、揮打錄影器材，還嗆聲「你不知我是黃偉哲助理嗎 」，最後被手銬帶回警局，更登上全國版報紙。先前，國民黨立委江惠貞的助理楊某購買公務票，威脅要刪減台鐵預算；更早，花蓮署立醫院總務室主任周某，以到監察院開會為由耍賴拿公務票申請單就上車，還佔著別人的位子不讓。大家更熟悉的應該是基隆市長張通榮，酒後赴派出所關說婦人毆警案，竟然飆警拍桌咆哮，還強逼解銬放人。因此，諸如此類的特權舉止不是第一次、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 所謂的「特權」（privilege），原本是指對於特定人士的特別待遇，譬如總統的行政特權，以確保憲法職權所賦予的權力；另外，對於社會上特殊的需要，往往也會有特別的安排，譬如救護車及消防車的優先權、公車捷運的博愛座位，或是對於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然而，我們老百姓所嫌惡的特權，則是仗恃本身的權威、地位、財富、或是優勢，取得比一般人所沒有的權力、甚或違法免訴。 在封建時代，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因為前者是後者的父母官，當然不會有錯。在日治時期，表面上是高唱「日台平等」，最令人詬病的卻是差別待遇。同樣地，國民黨政權戰後移入，為了確保少數統治，不惜以國家機器及資源進行垂直分工，造成族群之間難以化解的齟齬。法國大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消弭特權，原本因為社會階層不同而定的法規從此廢除，從此，民主國家不應該再有任何制度化的社會不平等，這應該是大家的共識。 國會議員享有言論免責權，這是為了確保他們監督行政的職權，尤其是在進行質詢之際，各國皆然。然而，一些立委之所以能夠橫行無阻，主要是因為替選民看管荷包，行政部門為了預算投鼠忌器，面對需索無度往往敢怒不敢言，這是被動地投其所好。另一種情況則是官僚體系為了討好民代，通常會預留做人情的空間，以免主管在議場答詢時被責難，譬如飛機、高鐵、或是太魯閣號的保留座，寧願空著也不敢釋出，這是主動地買保險。 當然，這些作法都是介於灰色地帶，尚難完全以法律來加以規範，然而，如果是公然違犯法規的舉止，當然是要依法究辦。其實，面對「你知道我是誰」的狂語，不管是首長還是民代，或許沒有人膽敢回以「回去問你媽媽」的黑色幽默，因此，除了依法辦事，當前最有效的方式是揭露媒體，讓醜態無法遁形，以輿論來加以譴責，由選民在下回選舉以選票來處罰。 然而，整體來看，我們的社會還是充滿因人設事的作為。先前鬧得騰騰沸沸的「會計法」修正案，以學者的假發票案除罪來綁民代的花酒案，彷彿幾百名教授被起訴就會動搖國本，朝野政黨沆瀣一氣，這是典型的特權思考。同樣地，近日的假油事件，相關單位一開頭打小放大，儼然就是官府護航大財團，老百姓怎麼會服氣？難道背後沒有不可告知的官商勾結、或是高層的政治現金關係？當產官學形成堅不可破的三角同盟之際，只能寄望有良知者偷偷地揭露給媒體。 *《台灣時報》社論，2013/11/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