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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長黃世銘日前指控法務部長曾勇夫介入立委關說，大動作將自己的長官移送監察院。曾勇夫見過行政院長江宜樺之後請辭，表示「不齒自家人羅織罪名」，並誓言以平民身份為自己的清白奮戰；而黃世銘也在見過總統及閣揆後召開記者會，對於曾勇夫及相關檢察官接受關說表示「深感痛心」，並誓為「國家的檢察總長、人民的檢察總長」。 我們知道，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由於司法部門庇蔭於三權分立，一直躲在司法獨立的後面睥睨自雄，未能洗刷民間「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污名。在美國，檢察總長是內閣的成員，我國則在法務部長下面另設檢察總長，分掌司法行政、以及檢調專業。然而，也因為二元化的安排，表面上是內部相互制衡，如果不是官僚體系出身的部長，往往叫不動基層爬起來的檢察總長；即使兩人都是司法圈內人，難免瑜亮情節，互別苗頭、相互掣肘難免，這是制度設計的先天致命傷。 在過去，檢察總長由法務部長提名、總統任命；民進黨執政後，在野黨聯手修改『法院組織法』，改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希望透過民意的加持，檢察總長能夠放膽打老虎。然而，由於國會朝小野大，陳水扁總統原先所提名的謝文定被否決，最後，八面玲瓏的陳聰明才過關。由於檢察總長有固定任期（四年），馬英九政府以陳聰明偵辦扁案不力、必欲除之而後快，法務部長王清峰屢次催促下台，最後是由監察院出手，以違法失職理由遭到彈劾下台。 黃世銘當年以偵辦民進黨籍澎湖縣長高植澎出名，專辦「政治人物」，被機為沽名釣譽，甚至於辦綠認真、辦藍敷衍，馬英九譽為「司法鐵漢」，由法務部政務次長拔擢為檢察總長。曾勇夫也是檢察官出身，司法科層經歷完整，出任法務部長主要是在對抗廢除死刑的過內外壓力，這次中箭下馬，外人百思不解。由於此案涉及立法院長王金平替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關說，外人霧裡看花，真相如何、孰是孰非，有待澄清。 就制度面來看，由於法務部長必須到立法院接受質詢，與國會議員互動頻繁，當然是執政黨的代言人。相對之下，檢察總長雖然經過國會同意，卻只需針對預算案、及法律案到立法院備詢，邏輯上而言，應該可以也可以避免朝野之爭，這也是當年民進黨執政時期法務部長陳定南的堅持。然而，檢察總長對提名者多少還有知遇之恩，又能維持多少獨立性？其實，更基本的問題是台灣官場用人的習慣，事務官與政務官之間轉來轉去，人事鬥爭難免；而檢察總長更是妾身不明，表面上是司法專業，卻又儼然政務官，當然難逃看臉色辦案的質疑。 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檢察總長掌有確切的違法證據，為何只是移送監察院？難道有其他不可告人之處，彷彿監察院是總統府整肅司法的東廠一樣？二十年前，馬英九出任法務部長，後來「辭官退隱」；總統任內，先後有檢察總長、以及法務部長被迫下台，可見司法還是與政治糾纏不清。正值民間不滿政府作為，高聲疾呼喊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之際，不容懷疑貞操的司法內部相互傾軋，在外人看來，這是政府部門崩潰的第一塊牆角，令人憂心。 *《台灣時報》社論，2013/09/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