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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迷的國片市場中，魏德聖的「海角七號」獲得觀眾熱情反應，進而得以趁勝開拍「賽德克巴萊」。令人好奇的是，沒有日本統治經驗的年輕人，為何也會對那七封沒有寄出的情書感到興趣？往前推進一代，他們的父母都是戰後才出生的，仍然對日本有一股若有似無的日本情懷。福島核災後，台灣民眾踴躍捐輸賑災，日本人在感謝之餘，恐怕也會對於這塊戰前的殖民地百感交織吧！ 同樣地，在陳懷恩所導演的「練習曲」，大學生畢業前單車旅行全台灣，來到東北角的南澳，片中的泰雅族老嫗穿著傳統服裝排排坐，口中念念不忘的還是當年李香蘭所唱紅的「莎韻之鐘」。日本總督府對於高砂族的「治理」如何，不說太魯閣事件的武力征服，連相對上被高度同化的霧社「蕃」都槍炮膺懲，那麼，清治時期的官兵對於花蓮加禮宛平埔「番」的征討流放，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如果說吳鳳「捨身易俗」的神話是殖民統治的羈縻手段、少女莎韻的「愛國行為」是為了戰爭動員，而本省人中的漢人那種莫名的好感，則是源自於戰後二二八事件的反差。不成器的父母把家產賭輸了，卻狠心地把子女賣掉，還殷切提醒人口販子，台灣這塊土地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這怎麼不叫人發瘋啊！終於盼到重回祖國的懷抱，敲鑼打鼓迎接王師，卻換來滅族式的菁英屠殺，在相對剝奪感之下，日本時代頓時成為選擇性記憶下的美好時代。 在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剛師範學校畢業的胡太明，原本對社會滿懷著憧憬，特別是「日台平等」的理想，不過，卻馬上要面對日本人的差別待遇；百思不解，似乎只能懷疑是否自己過度敏感。同樣地，望著美麗的日本同事久子，始終無法打破那道原生的藩籬，不禁自慚形穢，怪罪自己身上污濁的血。在苦悶中，他嘗試著西渡尋找自己的集體認同，卻因為台灣人的忠貞被質疑而倉皇搭著日本船隻逃跑，還要被日本船長訕笑，你們最後還是要投靠我們。這就是前總統李登輝所謂「台灣人的悲哀」。 戰敗的日本，雖然在廢墟中經濟重生，然而，卻一直無法面對過去，或許是罪惡感，看到中國似乎永遠矮了半截。儘管對台灣維持特別的關係，卻又彷彿路上相逢、視而不見的姿態，宛如藝旦小三一般。相較於韓國人瀰漫著強烈的反日情緒，台灣人在年輕人的哈日流行文化之外，民間更有一份說不出來的單相思情愫，讓大家都化身為日思夜盼的台籍阿嬷小島友子。如果說阿嘉是現代版的太明，勇敢地表白愛情，而電影中的田中千繪也撫慰了多少台灣人的企盼，然而在現實中，那種無止境的幽怨卻是永遠回不去的春夢。 在近日的釣魚台紛爭中，表面上是戰爭的餘緒，背後卻擺不開美中之間爭霸的國際現實。平日，台日雙方可以心照不宣，一旦出現海上衝撞，被流彈打到的往往是台灣的漁船。資源可以共享共管，主權事宜卻很難讓步。近年來，國際政治雖然開始講理念規範，不過，還是實力說了算，台灣沒有本錢跟任何一方攤牌。當年，蔣介石不知為何不要沖繩，美國最後交給日本管轄，留下釣魚台。往好處想，這是化解歷史恩怨的契機吧。 *
《台灣時報》2012/08/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