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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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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日前開園，包括前日本首相森喜朗等25名日本國會議員，特地前來參加八田與一的冥誕追思典禮，馬英九總統在致詞時特別指出，他不是「反日派」，而是「友日派」。由反日到親日，未免過於矯揉做作，倒是要如何友日，恐怕不是指示交通部花一筆錢，吸引日本觀光客就可以應付過去。 誠如馬英九所言，在台灣奉獻32年的八田與一，興建烏山頭水庫、以及擘劃嘉南大 圳，讓嘉南平原成為穀倉，對台灣的建設功不可沒。對於他如此表揚八田與一，是否有「美化日本殖民」的嫌疑，他認為，台灣在甲午戰爭後割給日本這是時代的悲劇，不能抹煞日本人對於台灣的建設，也就是說，對於這段歷史應該是「就事論事、恩怨分明」。相較於蔣家政權的仇日態度，馬總統願意開口肯定日本時代的建設，已經相當不簡單，我們不能全盤否定。然而，究竟要如何來與日本作歷史和解，恐怕還必須做更深層的探究，才有可能對於當前彼此的關係做健康的定位，並且為著手建構雙方的長期友誼奠下穩固的基礎，否則，如果只是權宜性的應付、甚至於心口不一，即使是近鄰，恐怕很難接受任何突然而來的挑戰。 眾所周知，在馬關條約之後，近代的中國視日本為仇敵，尤其是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輸給船堅炮利的西洋人就算了，竟然連同樣是黃種人的東洋人都落敗，當然是可忍、孰不可忍。日後，中日之間的八年戰爭，半壁山河變色、百姓顛沛流離，甚至於讓中共藉機坐大，中華民國政府最後被迫播遷台灣，國仇家恨、血海深仇，當然是日本人必須主動化解。 也因為如此，國民黨政權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在台灣矢志消滅一切日本時代的遺跡，除了盡拆神社、剷除櫻花，連無辜接受殖民統治的台灣人也被迫背著原罪，彷彿唯有如此，才能撫平心中的憤懣。父母賭博輸掉家產，還把女兒賣到華西街，豈可忍心又以殘花敗柳視之，動輒扣上「皇民」的大帽子？如果馬總統要當台灣人的總統，既然都可以說出「友日」，應該也要「友台」，何妨先代表在台灣的中國人向台灣人道歉？ 如果說刻意失憶、或是選擇性記憶是錯的話，粉飾太平也不是應該有的作為。正如經濟學理頭的基本原理，並非所有消費者的個體經濟行為加總，就等於國家的總體經濟，殖民官員的犧牲奉獻，還是必須回到宏觀的歷史框架來考察。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感佩八田與一的犧牲奉獻，卻不能忘記，日本人在台灣的所有建設，包括把台灣變成穀倉，早期是為了內地、後期則是為了南進，並非為了台灣本身，這是作為殖民地的悲哀。同樣地，戰後有不少中國人來台灣進行重建，基本上是以大中國的立場做出發點，如果是自視為優越的外來統治者，頂多只能肯定其個人的戮力。 馬英九總統保釣出身，因此，他在台北市長任內，強烈批判前總統李登輝不敢宣佈釣魚台為中華民國的國土，甚至於表達不惜與日本一戰；當上總統後，他的行政院長劉兆玄也是一付鷹派姿態，令人印象深刻。忽然聽聞馬總統說他自己是「日本的最好朋友」，我們與人為善，倒是想知道，在「外交休兵」的大前提下，究竟是要如何具體強化與日本的外交關係。
* 《台灣時報》20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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