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south）代表的是方位，是座標Y軸的下方，沒有其他的絃外之音。相對地，「南部」（the South）則充滿著政治、經濟、社會、或是文化上的聯想。自從電影「海角七號」賣座以來，在所謂的主流媒體的想像中，南國之境彷彿在一夕之間成為一個洋溢著東方主義的國度，近年來，至少在嚴冬過後都會引來一群「吶喊春天」的外地客。然而，在以台北為中心的社會認知裡，南部依然是一個落後、鄙俗、甚至於是無知的暗示（cue）。

由於政府施政的優先順序，國家內部難免會出現區域發展落差的現象；即使是在福利制度令人艷羨的北歐國家，還是有明顯的都市與鄉村差距。如果城鄉差距恰好與族群分歧高度重疊的時候，建設落後地區的住民當然會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平平都是納稅人，享受的待遇就差這麼多，甚至於質疑政府是否刻意打壓，譬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老百姓之所以追求獨立，多少也是抗議聯邦政府的長期忽視。

除了單純的地理分布，區域性的差異往往有其歷史因素，譬如英國的南北之分，背後殘餘著蘇格蘭不服英格蘭征服的恩怨情仇。對於北愛爾蘭的新教徒而言，南部的愛爾蘭共和國是窩藏恐怖份子的地方、是威脅併吞的來源；相對地，對於天主教徒而言，面對北愛政府的歧視、英國的軍事鎮壓，南部則是可以遙望寄情的祖國。

在美國南北戰爭後，即使經過重建與整合的努力，南北之間除了有文化上的差異，彼此多少還是有點心理上的隔閡。譬如說，南方人習慣稱呼北方人為「洋基」（Yankee），意思是「北佬」，帶有「來自北方的傢伙」的輕蔑味道；北方人也不甘示弱，嘴巴一不小心就會溜出「鄉巴佬」（redneck），表面上是指脖子曬得通紅的勞動者，真正的意思是既貧窮、又沒有教養的保守份子。

不過，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腳步加快，南方的意識逐漸抬頭，當前被稱為「迪克西」（Dixie）的南部各州，特別是德州、喬治亞洲、以及佛羅里達州，已非昔日蓄養黑奴的吳下阿蒙。除了布希父子，戰後出身南方的美國總統有詹森、尼克森、卡特、以及克林頓。「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在1990年代達到高潮，除了正副總統，連參眾兩院的兩黨領袖都來自南方，而總統大選更是不能沒有南方的票。

在冷戰時期，除了有象徵美國與蘇聯意識形態角力的「東西之爭」，「北南差距」（North and South divide）則意味著北半球那些已開發國家與南半球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支配關係。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除了巴西等少數國家，淒慘的情況並未好轉。因此，位於邊陲國家的菁英，似乎只能透過國家機器的掌控、以及憑藉著自己與世界中心的聯繫，認命地扮演買辦的角色，包括學術界的知識代工。

就台灣開發的歷史來看，「一府二鹿三艋舺」，見證著一個漢人墾殖社會的繁華興衰。由天津條約（1858）開放通商到日軍登陸台灣（1895），不到五十年，台北的行郊與洋商已經擁有相當的政治經濟實力，足以主導迎接軍隊入城的決定。安平港與鹿港是因為積沙嚴重淤塞而被迫封港，而台北城則因為殖民政權的確立而後來居上。從日本人的總督府到國民政府的總統府，台北儼然就是外來統治者寄居的堡壘，而台北以外則是被殖民者蟻聚蜂屯的地方。

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而言，台北城彷彿就是文明的羅馬人在英格蘭北邊所構築的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用來防範野蠻的塞爾特人，因此，必須有精銳的衛戍部隊來保衛。至於叛服不常的南部，那是本島人、或是本地人盤據的大本營，不管是軍公教、檢警調、還是黨務工作，除非必要，最好不要冒險前往，就如同開山撫番前的漢人在看後山，不是盜匪逃匿的淵藪、再不就是茹毛飲血番人聚居之地。

曾幾何時，當台灣人也開始被納入統治體制，台北不再是異族自我封閉的要塞，而是支配者的新殖民中心，永遠有用之不完、取之不絕的國家資源。相對地，被視為鄉下地方的中南部，只能透過有派系底子的省議員向統治者搖尾乞憐；這些人或許可以在地方上獲得客運經營的特許權，卻必須在選舉之際效忠國民政府。這是作為下港人的原罪，不像台北人有搭便車、或是啃骨頭的機會。

或許，對於不少台北人而言，淡水河以南就是心中的南部，而他們生平第一次到南部去，很可能就是出國留學必須經過桃園中正機場，星夜匆匆過境，連好奇的感覺都沒有。因此，如果出現以為西瓜是生長在樹上的「都市聳」，也只能一笑置之。所以，不管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台北出生的政治人物在選舉之前還必須前往南部作long stay，宛如外國人一般，令人嘆為觀止。

然而，當這些自以為「蓋高尚」（zio-der）的台北國語人，開始對南部人呈現出頤指氣使的姿態，這已經是超越尋常修養可以容忍的範圍。以霧峰的林家而言，在清朝就已經富可敵國，後來，除了被迫捐輸銀兩家產，還要出壯丁到中國打太平天國，只好帶領平埔巴宰海族渡海應付。在日本時代，林家子弟最早接受現代化的教育，不過，就是不肯向日本人屈服；同樣地，國民黨來台，作為族長的林獻堂依然不接受收編，到過世之前，才以就醫為由獲得准許出國。小隱於野，只能輕聲訴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近年來，因為人口普查不再調查省籍之別、身分證也不再註記籍貫，南部人就是台灣人／本省人的同義詞。所以，當台北人嘲笑南部人沒有水準之時，其實就是在複製過去的族群偏見，把外省人的身分躲藏在北部人的面具後面，訕笑被戴上南部人帽子的本省人。他們顯然忘了，半世紀以來，也有不少地方的綠營幫助八旗羈糜當地人，不過，再如何效忠，這些人終究還是被視為不能信任的「假藍」、或是拋棄式的「土台客」。無奈的是，竟然也有人附和「台客」這個不屑的字眼，有如黑人自稱「黑鬼」（nigger）、或是中國人自稱「支那人」一般，委實令人啼笑皆非。

多少來自中南部的人，負笈北上求學、或是找頭路，還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大家都是陳芬蘭「孤女e願望」歌中的孤女。一眨眼，三十年就過去了，大家都成了「回不去了」的台北人。還好，在年節的高速公路上仍然可以感受回家的溫暖，剩下一些沒有南部可以回去的人，在孤寂的首善之都，睥睨地享受沒有交通擁塞的街頭。反正，從日本時代到國民政府，這是一個侍奉統治者的都市，表面上繁華豔麗，退去濃妝，卻掩飾不了心中無根的苦悶。

在老三台的時代，我們心中的南部就是在第四台；南部是生命力旺盛的象徵，是對抗霸權的泉源。現在，有了高速鐵路，空間上的距離不再是自外於人、或是自我流放的藉口，曾經遙遠的南部故鄉，都可以一日往返，然而，藍綠的鴻溝卻又一刀劃為兩國。過去，台灣是中國人李鴻章口中「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小島、日本人後藤新平心中「貪財，怕死，愛面子」的南疆。未來，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形塑集體認同，不如考慮如何讓一些寂寞的台北人搬家到南部，尋找可以生死與共的理由。

*  《玉山周報》20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