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指中央政府所在的地方。由於日本近日發生強烈地震，是否會波及東京，引起不少討論，當然也不免讓人聯想，一旦位於新北市的三個核電廠出事，首善地區的台北是否難逃劫難，因此，台中市議員又重提遷都台中的話題。事實上，前副總統呂秀蓮早在2002年拋出遷都議題，也引起輿論一番討論；在2006年底，又有立法委員提議遷都，可惜，並未被2008年的總統候選人列為政見。

在政治學裡頭，遷都屬於行政區劃（administrative division）的範疇。首都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往往也是文化、經濟、或是工業重心。由於多種功能的聚合，首都位置的選擇，往往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甚至於左右國家安全。由於遷都事宜茲事體大，即使經過通盤的行政區域重劃，政府在執行上恐怕必須投下不少國家資源，卻未必能達成既定的成效，加上既得利益者反對，為政者當然不輕易主張。

中華民國的首都設在南京，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短暫遷到後方重慶當陪都。戰後，國民黨政府逃難到台灣，台北又成為反攻大陸之前的臨時首都。一甲子過去，儘管已經民主化，政府的硬體結構還是停留在動員戡亂時期，以目前總統府的建築，其實是過去的日本總督府所在，至於立法院，不只是老舊，空間也不敷使用，完全沒有國會的格局。

從政治邊陲的角度來看，並非位於台灣地理中心的台北，一向被統治者視為政治中樞，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不管是位於台灣西邊的中國、還是北方的日本，台北是最便於控制的城市，只要掌控台北，整個台灣就成為甕中之鱉。在中國攻打台灣的軍事想定當中，斷首戰術也是以台北為首要的攻佔目標，一旦政治經濟中心失守，群龍無首，只剩下中南部零星的民間抵抗，散兵游勇，恐怕撐不到美軍的馳援。

由於台北市的規劃是當年日本人留下來的，格局是殖民地的首府，即使擁有全國最多的建設經費，在空間上還是捉襟見絀。此外，由於國家建設長期重北輕南，頭重腳輕，造成嚴重的南北失衡，讓中南部的百姓有強烈的剝奪感。加上，台北市的族群組成特別，未能反映台灣的人口結構，政府的決策難免以台北的眼光看整個台灣，坐井觀天的結果，公共政策當然是無法符合大部分老百姓的期待。

就人類歷史來看，遷都是相當稀疏平常的事，譬如中國周朝由西安遷都洛陽，日本明治維新將首都由京都遷到東京（1868年）。在戰後，外國也不乏遷建新都成功的例子。最有名的是巴西，在1960年將首都由里約熱內盧遷往巴西里亞，除了化解了首都擁擠不堪的問題，同時也加速了內陸的開發。

一般而言，遷都的理由不外空間不足、容易遭受天災（地震、或是水災）、或是地點不方便；當然，也有站在國家安全來考量，或是在雙邊角力之下取得妥協。譬如說，日本國會在1990年決議遷都，打算把中央政府遷離東京，不過，因為反對聲浪而暫緩實施。另外，包括中國、以及印尼，都有因為人口過多而遷移首都的建議。

澳洲在1927年決定將首都設在坎培拉，主要是因為兩大城市墨爾本（維多利亞省）與雪梨（新南威爾斯省）相持不下，只好選擇於兩點之間另建新都。同樣地，加拿大的首都設在渥太華，也是因為與多倫多（安大略省）與蒙特羅（魁北克省）等距離，以免有偏向任何一方的嫌疑。紐西蘭的首都原來位於北島偏北的奧克蘭，後來往南遷威靈頓，與南島一水之隔，則是要平衡南北差距，以免後者分離而去。

建於1800年的美國首都華盛頓，雖然被讚譽為建都的經典，競相被澳洲、墨西哥、以及巴西所仿效，不過，在南北戰爭時期，卻因為太過於靠近南方，北方的防衛花費不貲。俄羅斯在彼得一世時將首都由莫斯科遷往聖彼得堡，頗有西進的味道；蘇聯幸好在一次大戰後將首都由列寧格勒（聖彼得堡）遷回莫斯科，否則，日後難抵德國發動的猛烈攻擊。

哈薩克在獨立以後，將首都遷離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圖（Almaty），北遷阿斯塔納（Aqmola），除了考慮空間不足、以及地震頻繁，主要是因為前者太過於靠近吉爾吉斯、以及中國的邊界，更重要的，將政治重心調整到中北部，有安撫俄羅斯人的作用，以免他們因為疏離感而尋求與俄羅斯統一。

南韓政府一直認為憲法明定的首都首爾與三十八度線的邊界過於接近，自來有將首都南遷到忠濟南道的計畫；盧武鉉競選總統時將遷都當作政見，上台後立即著手，國會甚至於通過特別法，不過，最後因為被憲法法庭判為違憲而不得不中止。

當然，不管是遷都、還是定都，往往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英國殖民統治印度之際，長期將行政中心設在東部的加爾各達，而獨立運動者則視歷史重心德里為首都，遙相對峙；終究，英國人為了方便統治，在1911年將總督府北遷德里。戰後印度獨立，將首都定於新德里，既是脫離殖民的陰影，也要承續歷史的傳統。

值得一提的是奈及利亞，在1991年將首都遷離人口爆炸的港市拉哥斯（目前有七千萬居民），移往內陸的阿布札（Abuja，人口不到八十萬），遠離約魯巴族人居多的拉哥斯，因此有追求政治團結的意思。同樣地，印尼目前的首都雅加達為爪哇人的祖居地，對於這個多元族群的國家而言，如果能另覓中立的地方，或許有助其他族群的向心力。

不過，不管如何冠冕堂皇，遷都也有可能出自不可告人的意圖。譬如說，緬甸軍方在2005年忽然將首都由仰光北移內比都（Naypyidaw），表面上的說詞是易守難攻，不過，真正的理由可能是擔心仰光的百姓發動抗爭。同樣地，伊朗也打算將首都遷離德黑蘭，官方的說法是位於一百多條地震帶上方，然而，恐怕也是想要逃避抗議活動。

近年來的諸多空間改善方案，除了主張將首都南遷，也有分散國家中心的建議，譬如將台北保留為經濟中心、高雄為工業中心、以及台中為行政中心。其實，外國也不乏多重國家重心的作法。譬如說，南非有三個首都，行政中心在普勒多利亞，國會在開普敦，而最高法院設於布隆方丹（Bloemfontein）。荷蘭的正式首都是阿姆斯特丹，實際上的政治中心在海牙。馬來西亞的首都雖然設在吉隆坡，行政部門卻已經搬到附近的太子城（Putrajaya）。

由於外來統治者自來固守台北，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自視為高牆內的羅馬人，睥睨城垣外的蠻族。不管是戰前的國語家庭、還是戰後的國語人，即使不是以一等國民自居、或是統治者的幫兇，至少也是共犯結構中的買辦。當前的台北儼然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中國城，街道的命名是整個中國的縮影，一方面煥發思古幽情，卻又充斥著濃濃的後殖民現象，不利國家認同的凝聚。

當初國民黨政府將首都設在台北，只不過是順手接收日本人的現成，缺乏長治久安的思考。如果考量紓解人口壓力、平衡區域發展、以及確保國防安全，遷都應該是合理的。就地點而言，作為一個民族想像共同體的核心，中部未嘗不是折衷的選擇。如果能找一塊腹地較大的地方，避開地震帶，打造一個新首都，耳目一新，或許可以有重新形塑國家認同的作用。

* 《玉山周報》201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