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接受媒體訪問，「簡單陳述」馬英九總統父親馬鶴凌骨灰罈上所刻的「化獨漸統」四個字，同時，她也揭露父親墓碑上刻著老家屏東「楓港」。在這樣的對照之下，蔡英文說，家庭會影響人的認同，而她和馬英九的國家認同是不一樣的。

一般人以「不厚道」來譴責蔡英文，認為不應該消費往生者。而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否可以容忍國民有不同的國家認同，一直是政治哲學的重大課題。其實，有一半的人的政治立場，在唸小學時候就決定了，不管是在晚餐的飯桌上、或是陪父母看電視扣應節目；這些人在長大之後，只有一半有可能因為學校教育、或是社會關係而改變看法。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把社會科學對於集體認同如何產生的理論，歸納為「原生論／本質論」、「結構論／工具論」、以及「建構論」三大類。所謂的原生論，是認為一個人的族群認同是生下來就固定不變的，而且是取決於在客觀上可以觀察得到的一些本質性特徵，包括血緣、語言、宗教、或是其他文化特色，因此稱為原生論；論者因此主張，只要把這些認同的本質、或是核心找出來，就可以辨識出這個人的認同，因此又稱為本質論。

相對之下，持結構論者相信，光是有再多的共同本質，如果沒有族人沒有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或是文化認同層面，感受到結構性的分配不公平，尤其是透過國家機器所制度化的歧視、支配、或是壓迫，這群人頂多只是一個具有共同血緣、或是文化特色的集團，並不能昇華為具有集體認同的族群、或是民族。由於相對剝奪感往往必須透過族群菁英的啟蒙才有可能出現，因此，這種經過動員而來的認同，難免會被視為具有高度工具性。

最後，當前解釋集體認同的主流是建構論，也就是說，所有的認同都是經過集體想像、人為建構、或是後天創造而來，強調彼此的共同經驗、命運、記憶／失憶、或是歷史；因此，到底有多少共同的客觀性特色，並不太重要，重點在於彼此的共同體感覺到底有多強烈。在不同的脈絡下，在選擇如何豎立區隔「我們／自己人」與「他者／圈外人」的藩籬之際，往往就會有不同的標準出現，決定誰要包含在內、誰要排除在外；基本的作法是強調自己人的共同點、淡化彼此的差異，相對地，必須淡化與他者的共同點、強化與對方的差異。既然如此，認同是經過自我選擇的、而且是高度流動的，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基本上，原生論有相當的種族主義傾向。蔡英文當然不敢說外省人含有統一的基因，因為，應該也有一些本省人是大中國主義者，等著適當時機現身表態。就結構論來看，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以及外交孤立，相信不少外省人會選擇當台灣人；相對地，在經濟利益誘惑下，當然不愁沒有台商競相當「速成的中國人」。

 至於建構論，蔡主席或許可以看看全國黨代表大會在2004年通過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國家認同應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經由民主化建立國家主權後，台灣已無外來統治問題，只有如何共同抵抗外來併吞的挑戰。國家認同應建立在併肩保衛民主成果、攜手開創台灣經驗的「公民意識」上，超越「省籍意識」。本黨深切體認並承擔此一典範轉移的歷史責任。

*  《台灣時報》201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