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的政黨提名機制五花八門，就決定者的光譜而言，從內造式政黨的黨魁定奪、到美國柔性政黨的黨員投票，由極端封閉到完全開放，不一而足。大體而言，如果黨內有多人表達參選的意願，粥少僧多，就必須訴諸初選制度；相對地，如果乏人問津，特別是相對陣營的鐵票區，就必須採取徵召的方式。

一個初選制度的好壞，取決於是否能提出黨員、支持者、以及選民都能接受的人。就西方政黨提名制度的發展來看，大致上是朝著內部民主在調整，以免少數人密室操作、私相授受。美國在二十世紀初，因為派系壟斷，各州相繼通過初選法規，乾脆把政黨提名當作國家選舉的一部份，由支持者登記為黨員來決定，以沖淡人頭黨員的弊端。

由創黨到現在，民進黨的公職人員初選辦法已歷經多次更改，甚至於可以說是每逢選舉就改弦更張。表面上來看，這可以解釋為與時俱進、相當具有彈性，然而，也可說是沒有一定章法、甚至於因人量身訂作，簡而言之，就是徒有形式上的制度，卻是缺乏制度化、充滿著不確定性。坦承而言，如何建立可久可長的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從國會全面改選開始，民進黨的初選大致上是交給黨員來決定，不過，若是牽涉重大派系利益，往往就會有菁英介入的情況。譬如1991年的國大不分區部分，是由中執委來投票產生，賄選疑雲重重；另外，1994年的省長、直轄市長選舉提名，經過外部的壓力，不得不同意在黨員投票後，再進行支持者公投；然而，各派系最後達成共識，除了凍結公投，還硬加上了幹部投票，不進反退。

接下來的1995年立委、以及1996年的國大選舉，除了如法泡製，更將不分區劃分為弱勢者、學者、以及政治人物三組。表面上，這樣的作法是想要提高社運界的參與、提高政黨的社會代表性，實質上，卻是把所謂幹部（立委、國大、省議員、直轄市議員）票的權重擴大了。

民進黨迄今唯一讓支持者參與的，是為了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所舉辦的初選，或許是因為陪李登輝選，根本沒有贏面，可以放心讓支持者去開心一下。至於攸關派系實力的中央民代選舉，當然不能輕易束手交出來；而政黨不分區被認為是大家一起打出來的席次，黨內派系更是要斤斤計較，不可能交給黨員投票來排序。

在1997年的縣市長選舉提名，民調正式豋場，佔了初選的50%，另外50%則保留給黨員。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取代了令人詬病的幹部投票，另一方面，也可以順勢廢除了礙手礙腳的支持者公投。在接下來的1998年立委選舉、以及直轄市選舉，民調已經成為初選不可或缺的程序。到了2001年的立委、以及縣市長選舉，民調的部分進一步提高為70%，而黨員投票只剩下30%。在2009年的縣市長提名，全民調已經勢不可擋。

到今年，黨內派系頭人言之鑿鑿，傳聞國民黨政府將以人頭黨員為由介入，可能將黨的眾領導者捲入司法漩渦，大家同意廢除黨員投票，決定以全民調的方式進行總統、以及區域立委的初選。值得觀察的是，在示範效果之下，國民黨的初選制度也朝著民調方式調整。如果說黨員因為有人頭的嫌疑而不能參與初選，為何同樣的一批人，他們所產生的黨代表、中執委、中常委、以及黨主席，在正當性上就沒有任何缺憾？更大的問題是，在未來的黨內選舉，豈不也要使用民調方式產生？

自從民意調查在1930年代發展以來，民調結果儼然是政府施政、候選人競選、以及選舉預測的重要依據。不過，就民主國家來看，台灣以民調的方式決定候選人，可以說是世上絕無僅有。由於民調抽樣的母體是所有的選民，也就是說，非黨員、或是支持者也可以對於政黨的候選人表達意見，那麼，政黨背後所代表的價值、理念、或是政策立場，豈不是被大量沖淡了？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相關初選所作的判決，就認為如果連登記為黨員、表達上回投票的政黨偏好都不願意，怎麼會有資格侈談參與政黨的初選？

當然，支持全民調者有一個直覺上言之成理的論點，就是在單一席次的選舉，最好是能夠將票衝到過半，因此，除了傳統的支持者，當然也要想辦法將票源擴大到所謂的中間選民。然而，如果沒有適度的過濾，民調的對象已經超越沒有政黨認同者，而是連對方的死忠支持者也包含在內。坦白而言，除非政黨之間沒有政策立場的差異，真的要想飛象過河，未免是自欺欺人。我們唯一可以想像的可能，就是儘量淡化候選人的立場，等到選上再說。

問題是，如果為了勝選而不擇手段，要不是認定支持者會含淚投票，再不就是欺哄他人；不管如何，兩者在政治上都是不道德的行為。此外，如果政黨競相模糊立場、往中間靠攏，兩者差距不大，再激烈的選舉競爭又有何意思？就政治市場來看，這不僅有聯合壟斷的嫌疑，更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當然，如果我們的選民不以為忤，反正，速食麵的包裝是參考用的，即使是有附調理包，肉也是一兩塊，大家見怪不怪，也就沒有甚麼好計較的。既然政黨把選舉當作政治商品來看，而選民是政治消費者，重要的是如何以吸引人的廣告、以及華麗的包裝，就不用那麼講究真材實料。

此外，在急就章的情況下，沒有經過一番政策辯論，民調所立即顯現出來的，不過就是媒體寵兒所呈現的高知名度，看不到治國的方向、或是治理能力。美國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黨的希拉蕊原本的民調高達49%，而歐巴馬的支持度只有23%，若非有長達四個月的黨內初選，經過馬拉松般的競賽，後者根本沒有機會出線。

既然政治包裝是關鍵所在，媒體公關當然是候選人必須著力之處，用不著花太多心思在政策上的擘畫，反正是作文比賽，國王的新衣在選完後就可以高掛起來，大多數選民不會記得政見。倒是要跟報老闆有特別的交情，總編輯自然不敢不買帳；對於第一線的記者，噓寒問暖是必要的，至於不配合的，不要說沒有好臉色，下回就沒有訪問的機會。這樣的生態，與戒嚴時代相比，並沒有好多少，只不過，一般讀者是沒有辦法看出來。

就技術而言，拒訪率過高（包括不知如何回答者）一直是民調專家必須面對的難題。當然，負責任的民調單位可以使用加重抽樣份數來調整隨機的不足，只不過，最大的詮釋困難是，究竟願意受訪者的看法是否有代表性。另外，即使願意受訪，我們也沒也辦法確定，究竟這些答案是否有欺敵的可能，也就是故意讓對方產生比較好對付的候選人。最後，即使受訪者的答案沒有任何策略性的考量，然而，由看好度到支持度，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

總之，民調應該是最便捷的提名方式。然而，當民調所產生的知名度被等同於治國能力、看好度、以及支持度之際，絕大多數選民關心的可能只是誰會贏，很少人會去關注政策議題、候選人的能力或是人品。那麼，在政治被商品化之下，政黨只不過是廣告行銷公司罷了，此時，政黨政治的真諦恐怕必須重新思考。

* 《玉山周報》201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