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鄰國日本發生強烈的地震，迄今已有一萬多人證實罹難。人飢己飢、人溺己溺，對於同樣是海島國家的台灣而言，那麼多寶貴的生命在霎那間被大自然奪去，特別是九二一災難的悲劇記憶猶新，我們應該是感同身受才對。然而，立委黃昭順的辦公室主任趙某竟然在網上幸災樂禍，而基隆也傳出有高中生口出惡言。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政府的仇日教育成功，不過，我們也可以推測，這背後互許也有相當成分的族群差異存在。

對於本省人而言，尤其是受過日本教育者，普遍會對於日本人有好感，特別是奉公守法的精神。另外，近年來，大家重新面對半世紀日本統治的功與過，大體肯定日本人帶來的現代化，包括教育、衛生、以及幾本建設，特別是這些努力如何奠定日後經濟發展的基礎。另外，老一輩的邀請日治時代的小學老師來台參加同學會的消息時有所聞，當然也是感恩於先生的有教無類。

坦承而言，長輩所描寫的日本時代，幾乎是一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香格里拉境界，有別於學校所教導的負面呈現，包含無禮、歧視、甚至於殘暴。這絕對是選擇性的記憶，畢竟，1915年的譙吧年事件（或稱西來庵事件）是久遠的事情；而1930年的霧社事件，即使有數千名賽德克族原住民喪生，除了偶而看到二十元銅幣上的莫那魯道肖像，讓人有一些異國情調的遐想，真正會想要費心了解的人，恐怕也不多了。

對於本省人而言，不管是集體記憶、還是失憶，與其說集體經驗是烙在基因上面，倒不如說是透過家庭的教育，代代相傳。蔣介石政權在戰後移入，以軍事實施高壓統治，加上將百萬軍民安置軍公教單位，讓原本懷有高度期待的本省人頓時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原先興高采烈歡迎的祖國王師，在幻滅中淪為外來政權，相對之下，殖民統治只剩下美好的回憶。當對同胞的評價飛速下跌到遠不如異族，這種發展雖是造化弄人，卻未必是歷史所必然。

其實，除了留學日本的社會菁英，大多數台灣人在戰前所接觸的日本人，並非日本社會的縮影，而是有相當的選擇性，特別是來自鹿兒島的薩摩藩人士。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為了安撫異議的英雄人物西鄉隆盛，在1874年派遣胞弟西鄉從道率軍攻打台灣的原住民，也就是牡丹社事件。在馬關條約後，中國將台灣割讓日本，海軍上將樺山資紀向伊藤博文積極爭取擔任第一任台灣總督，也是出身鹿兒島。日後，不少薩摩藩人來台灣建設，據說是要一洗西南戰爭（電影「末代武士」所描寫）後的「逆賊」之恥。

薩摩藩在1609年征服中國的籓屬琉球，進而在1871年納入鹿兒島縣，沖繩人無奈地變成日本人。在牡丹社事件中，54名日本船員因誤解而被砍頭，主要是沖繩宮古島民。在日本時代，不少低階警察、官員、或是教師來自沖繩，譬如在霧社事件中的日本警察。夾在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沖繩人本身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身分應該是相當尷尬。在130年後，排灣族以「愛與和平」為名，前往沖繩尋求和解，彼此已經沒有怨恨。

對於自認為是在台灣的中國人而言，南京大屠殺的記憶猶新，國仇家恨，如果不是受害者、或是其後代，別人無權要求寬恕。然而，對於二二八事件，政府的一貫立場是往前看，似乎是有兩套作法。在積極追求與中國共產黨或手言歡的今天，難道國民黨政府不能想辦法帶頭與日本進行歷史和解？

* 《台灣時報》20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