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總統大選之際，前國策顧問金美齡表示，如果馬英九當選總統，她不排除放棄中華民國護照。同樣地，一些島內、以及海外的朋友，特別是台灣獨立運動推動者，這兩年來不約而同展開所謂的體制外行動，彷彿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革命前夜。坦承而言，老百姓雖然不滿意當前的國民黨政府，只不過，對於中華民國體制，似乎已經習慣成自然；然而，近日埃及百姓成功逼穆巴拉克下台，又給不少人重燃街頭革命的希望。

        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遭到池魚之殃的台灣，因為馬關條約而被迫當異族的殖民地，吃遍差別待遇的苦頭。戰後，盟軍又私相授受，把台灣丟給蔣介石政權軍事託管；兄弟久別半世紀重逢，一方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行接收，一方則在高度期待中充滿錯挫折感，終於釀成二二八事件，迄今尚難縫合彼此的齟齬。

       沒有多久，國民黨政權因為在中國的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匆匆忙忙避秦台灣。由於反攻大陸不成，想像擁有中國法統的國民黨，乾脆把整個中華民國體制移植台灣；由軍政到訓政，國民黨採取威權統治，成立了一個人類史上最長的戒嚴政府。

       面對外來政權的統治，一些人選擇以留學的方式遠走高飛日本、或是美國，這就是日後台獨運動的濫觴。大多數台灣人沒有出走的機會，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除非不得已，譬如當兵、納稅、或是拿中華民國身份證，就沒有必要跟國家機器打交道。對於義不帝秦的老百姓來說，不要說駕駛執照，連中華民國護照都要睥睨；對於義不食周栗的知識份子而言，不要說當公務人員，連考預官都覺得羞愧。

         在政治場域而言，當早期的那些有良心的員外相繼幻滅，只能在精神上進行犬儒般的抗爭，黨外人士取而代之，開始在增額立委選舉嶄露頭角，以「打著紅旗反紅旗」來說服自己。早年的雞兔同籠論戰（批康事件），其實就是以體制外的社會運動參與，來否定體制內議會路線的正當性。

        民進黨成立後，雖然派系之間的文爭不再堅持何者的道德優越性較高，不過，為了要應付社運界的質疑，仍然要強調兩者相互為用。其實，即使是以「政治運動」合理化選舉，一開頭，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只能參加中央民代選舉，才能符合「進入體制反體制」的精神。當「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說法出現，縣市長選舉不再是禁忌；果真，仁愛路兩頭的直線距離最短，陳水扁終於由台北市政府走入總統府。

        由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來看，不外執政黨蛻變、反對勢力挑戰、以及朝野攜手三種模式。由於身兼總統以及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是本土人士，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義助剷除保守勢力，加上百姓有飯吃，也就沒有人民革命的誘因。所謂的民主鞏固，就是大家同意選舉是唯一決定政權轉移的方式，因此，即使紅衫軍圍城具有相當的戲劇性，並未獲得大多數選民支持，也就是大家有共識，儘管不滿意當前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卻也只能暫且騎驢找馬。

        其實，所謂的革命，除了以非常的手段進行政權轉移，更重要的是體制的全盤更新，未必意味流血。民進黨借殼上市，或許有其政治現實的不得已，不過最令人詬病的是，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把簑衣當西裝穿，缺乏建構制度雄心大志。

　

　

* 《台灣時報》2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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