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科學的基本三部曲是由觀察、解釋、到建議，就好像醫生由問診、病理分析、到開藥方。戰後，不少社會科學家拘泥於所謂的「客觀性」，往往在完成因果的剖析之後，便認為大功告成，接下來的政策建議就事不關己了。其實，一個負責任的醫師，除了是聽聲辨位的高手，還要有能力進行疾病的預防，儘管聽不聽是患者的決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政治學者，當然不能故作清高、待價而沽。

回顧民進黨對於提名機制的改弦更張，大體而言，不過就是反映黨內政治勢力的橫縱連橫；既然外部沒有太大的壓力，這樣的結果並未讓人有太多的意外，也就是說，只要各大派系經過事先精算，大部分菁英取得共識，不論是透過中執會、還是全代會，結果都是一樣的。

儘管就形式而言，這樣的決策是經過多數人決定的，完全依據民主的機制完成，合法性當然無庸置疑，只不過，就民主參與的過程來看，正當性還是會招到強烈質疑。當我們看到派系頭人一字排開，坐在主席台上壓陣，只要是具有自主思想的黨代表，要不是藉故缺席、開溜，再不就是違背良心舉手投票，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個自命民主進步的政黨。不知，這種羞愧感還能被壓制多久？

如果依據黨內支配性聯盟的看法，黨員直選可能會有人頭黨員的困擾，那麼，這些人必須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既然黨代表、以及黨主席都是由黨員直選，而中執委與中常委分別由黨代表以及中執委產生，他們的代表性豈不都是建立在有相當疑問的基礎？既然大家都是歷史共業的共犯結構，也就沒有甚麼好雕臉的。

在這瀰漫著統治正當性危機的當下，擺在眼前的事實，人頭黨員現象揮之不去，並非主事者無力處理，而是因為人頭還有選擇性的必要之惡功能，也就是用來鞏固派系之間的聯合壟斷，否則，惡性循環斷了關鍵的一節，未來，黨內權力的金字塔，由黨代表、中執委、中常委、到主席，就無從產生。總不能，連黨內公職都由民調產生？不過，在選舉至上的考量上，這些都變得不重要，一切就等2012年總統大選完後再說吧！

誠然，在政治哲學裡頭，對於是否要黨內民主，一直有兩派的看法。譬如John Stuart Mill主張，民主機制必須貫徹如一，不能侷限於中央政府的競爭；相對之下，Sartori以為，民主並非累積枝微末節的機制可成。儘管如此，由西方國家政黨提名制度的發展來看，黨員直選幾乎是一成不變的趨勢；近年來，冰島乾脆學習美國，也開放給支持者參與初選。

我們同意，民主並非只有數人頭一途，因為量多未必保證質優。如果以消極的防弊目標來看，制衡是起碼的要求；要是由積極面來看，一個好的提名制度，應該要考慮黨員的參與、競爭度、候選人的社會代表性、以及回應社會大眾需求的能力。大體而言，黨員直選可以確保最高的參與度，黨代表推選的競爭度最強，而提名小組比較能保證社會多元代表。

為了兼顧上述民主價值，以色列學者Gideon Rahat提出三階段的提名方式，首先，由提名委員會進行篩選，替黨員把關，剔除有瑕疵者；接者，由黨代表大會進行名單複審，同時，看是否讓現任公職連任；最後，再由所有的黨員投票決定，不管是區域、還是政黨比例名單的順序。

不管如何，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以民調來決定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