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有三種，包括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以及文化暴力。

所謂的直接暴力，是指掀桌子、揮拳頭、動刀槍，進而造成流血流滴。在原始的社會，沒有國家法制，只好訴諸武力；不管有沒有道理，打虎抓賊親兄弟，先出手幫助自己的人再說。動手打人的不對，不過，如果是被動的自衛，還要被扣上暴力份子的帽子，未免也太沒有天理。

戰爭是進一階的直接暴力，橫屍相枕、流血成渠。然而，如果是為了保鄉衛土，面對外人的侵門踏戶，還要講甚麼禮數，竹竿接菜刀，不殺個天昏地暗怎麼可以。在國際政治上，由於缺乏一個世界政府，在結構上基本上是呈現無政府狀態，因此，弱肉強食是千古不變的邏輯。在這個節骨眼，如果還堅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未免也太宋襄公了。要知道，抗爭就是台灣人骨子裡頭不可磨滅的精神。

結構性的暴力是指透過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框架，來合理化支配的關係。這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作法，支配者不用動一刀一槍，只要掌控遊戲規則，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輕輕鬆鬆宰制對方，宛如賭場的老闆穩賺不賠，賭客再怎麼厲害，也是逃不過如來佛的手掌。面對老千，豈可主張願賭服輸？

工業革命後，勞資關係一直是工人的最痛，除了不合理的工資結構，連起碼的工作條件都不可得。若非勞動者發動集體抗爭，經過一波又一波的勞工運動，不得已付出肢體受傷的代價，終於贏得社會大眾的同情，資方豈會輕易就範？這時候，如果譴責勞方無可奈何的街頭暴力、無視資方彬彬有禮外貌下的冷血，那也就太沒有天良了。

在第一波武力抗爭慘遭殖民者鎮壓之後，倖存的人只能委曲求全；百姓白天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晚上則是黨外的同情者，眾人的目標一致，就是期待有朝一日，台灣人能當家作主，大家平起平坐，沒有說誰比較大漢。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百廢待舉，所有的制度朝向正常化、合理化、公平化調整，那些想盡榮華富貴的權貴子弟當然受不了，指鹿為馬，竟然指控被台灣人歧視，甚至於威脅要引共軍侵台，賊仔卡比惡人，也只能一笑置之。

最惡毒的是文化性暴力，也就是靠著文化、教育、以及媒體上的控制，主導意義的詮釋權，告訴我們甚麼是對的規範，簡單來說，這就是文化霸權。如果說結構性暴力是一種綁人手腳的樊籠，文化性暴力就是不見身影的迷幻藥，讓人茫然入彀而不自覺。外來統治者自來鄙夷本土語言文化，目的就是要讓台灣人相形見絀，在自卑的情況下，自我精神繳械，就好像晚上的飛鼠被獵人的燈一照，就乖乖地束手就範了。

有人說，語言暴力比直接暴力還可惡，言重了。誠然，如果不講道理、以惡言相向，足以構成公然侮辱、毀人名節，當然是應該以法律處理。然而，如果是可以受社會公評的公共事務，議者自可針砭時弊，畢竟，對抗不義是被壓迫者卑微的天職。執政者若仗恃充沛的國家資源，動輒威脅以司法工具伺候，赤裸裸地箝制言論自由，那就是以結構性暴力來壓制異議者。

用髒話罵人，當然是不可取。只不過，統治者往往不理解被統治者的語言，難免講了有修養的台灣人不會說的話，譬如「衝啥」，我們也只能一笑置之。然而，當他們曲解我們的用字遣詞、頤指氣使，好像自己比較高尚，此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化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