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際法學會日前在官田烏山頭水庫舉辦學術研討會，探討平埔族的原住民族身分，來自全國的族親也趕來參與，除了在地台南的西拉雅族，還包括中部的巴宰族與噶哈巫族、苗栗的道卡斯族、北部的凱達格蘭族、以及屏東的馬卡道族。癥結在於，究竟平埔族「過度」漢化，是否構成被剝奪原住民族身分的正當理由？

近年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一再表示，平埔族對於語言、文化上的復振成果尚且不夠，言下之意，就是因此還沒有資格當作「真正的」（authentic）原住民。那麼，要努力到哪種程度，才有資格當原住民？難道原住民族的身分，是因為在觀察得到的外觀上，與漢人不同而取得？那麼，究竟要有何種程度的差異，才可以獲得心靈上的昇華？難道原住民族的權利，只限於還居住在邊陲部落的族人？

根據『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公約』（第二十七條），不管是何種是基於血緣、宗教、或是語言的少數族群，他們的文化權是不可剝奪的。對於文化的表達方式，根據聯合國「人權高級長官公署」對於這個條文的說明，文化的表達可以有多種方式，並非一定要一成不變。同樣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認為，文化的表達方式是可以調整的。換句話說，文化的保存並非意味著要把「權利凍結起來」。

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到「動態權利」的概念，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的權利並非博物館所陳列的文物，而是可以與時俱進的。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提到，沒有必要太強調「沒有斷裂的聯繫鏈」，否則，只會延續殖民者所帶來的歷史不義。

總而言之，由現有的國際法作為來看，如果說平埔族因為尚未取得原住民族身分，因此不適用『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保障，那麼，我們還是可以由『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公約』（第二十七條）所揭櫫的文化權著手。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文化的詮釋，並未主張傳統的歷史凍結，而是允許相當大的自我調整空間。因此，如果原民會堅持想像中真正的平埔族文化特徵，其實是與國際潮流背道而馳的。

我們以為，在道德上的最大考驗，就是如果當年因為平埔族面對「負面社會化」的壓力而被強迫同化，因為怕被羞辱、或是污名化而不敢前往登記山胞／山地人的身分，是否在多元文化主義高漲、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差異傾向於願意包容之際，他們可以出面要回原住民族的身分？也就是說，平埔族過去如果是因為面對漢人的威脅，不管是經濟剝奪、社會歧視、政治壓迫、甚至於肢體傷害，被迫選擇同化，是否就可以逕自取消其歷史身分、以及國家保障的權利？

著名的歌手楊林先前接受原住民族電視台訪問時，承認雖然她的籍貫寫的是湖北，自己卻是泰雅族的女兒，只不過，出道之際，因為公司不准她揭露有原住民的身分，因而對外隱瞞至今。相較之下，戰後對於「山地人」、「番仔」的偏見更是強烈千百倍，那麼，我們哪裡忍心苛責四百年來承擔漢人同化壓力的平埔族？換個角度，如果我們使用同樣的標準來檢驗目前的都市原住民，多少人自動享有原住民族的身份，卻不願意對朋友、同事承認？究竟是羞愧、還是擔憂？有一天，政府是否也會對同樣取消他們的原住民族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