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民間「有唐山公、沒唐山母」的說法，台灣的漢人祖先當年來台，大部分是單身的羅漢腳，理所當然要與在地的原住民族女性通婚，也就是居於西部平原的平埔族，包括台南的西拉雅族、嘉義的洪雅族、彰化的巴布薩族、以及台中的拍瀑拉族等等。

在清治時期，滿洲政府根據漢化的程度，將台灣的「土著」分為「生番」、以及「熟番」；由於統治者的同化政策，平埔族陸續被迫接受漢人文化。在「非漢即番」、以及「漢等於人」的公式下，熟番被迫接受統治者的循循善誘，選擇努力「作人」（當人）；由於必須掩飾自己的集體認同，平埔族人勢必有萬般地無奈，卻種下日後的原罪，徘徊於原住民族身分門外，不得其門而入。

在日治時代，殖民者採取比較文雅的修飾，分別將前者改稱「高砂族」、以及「平埔族」，聽來有幾分東方主義般的異國情調。不過，來自漢人社會的同化壓力並未因此減少，甚至於在1930年代之後，由於總督府禁止漢人仕女綁腳，碩果僅存的平埔族終於失去唯一的文化區隔特徵。目前，只剩台南、以及埔里有明顯的平埔聚落，苟延殘喘；另外，長老教會的信仰，也是平埔族用來隱藏認同的一種委婉符碼。

其實，儘管採取皇民化的威脅利誘，日本人原本在戶口調查簿的種族欄有「平」（平埔族）、或是「熟」（熟番）的註記。只不過，在戰後，省政府以平埔族過於漢化為由，硬生生地以行政命令取消他們的原住民族身分，只承認高山族、或是山地同胞，眼中完全沒有熟番、或是平埔族的存在，讓原本馳騁嘉南平原的獵鹿民族在一夕之間消失無蹤。

原住民族在1994年6月23日舉行「爭取『正名權、土地權、自治權』入憲大遊行」，平埔族人幡然現身，一起獲邀晉見前總統李登輝。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還大或不解地問道，為甚麼從來沒有聽過平埔族這個名詞？從此，平埔族向政府要求恢復原住民身分的呼聲不斷。只不過，當下，沒有原住民身分的平埔族的抗議對象不再是漢人政府，而是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兄弟所主事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我們必須承認，統治者一向以夷制夷，因此，平埔族（熟番）與高砂族（生番）應該是有相當不愉快的歷史記憶。在那開山撫番的時代，失去平原地區祖居地的平埔族人，往往站在第一線擔任隘勇，一方面嚴防生番出草、一方面開墾所謂荒廢的土地，究竟是被驅策、還是自動請纓？恐怕兩者都有吧！

弔詭的是，山地原住民多對平埔族保持開放的態度，究竟是因為歷史久遠、恩怨不再，還是因為彼此有攜手合作的經驗，還要留待歷史學者爬梳。至於一些平地原住民所表現出的嫌惡，應該是延續到戰後的集體記憶了。不管如何，就社會和諧的角度而言，這是政府必須出面來調解的要務。

從二二八事件的經驗來看，唯有真相，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否則，表面上的一團和氣，隱藏不了心中化不開的陰霾。碩果僅存的平埔族人，到底是作了哪些不可原諒的過錯、代替漢人受過、還是有其他不足為外人道的恩怨情仇？當我們在追求閩客、或是省籍和解之際，甚至於高談與中國的和平，政府若堅持將同為南島民族的平埔族拒於千里之外，總是令人覺得時光竟然是在倒退的。

在過去，漢人強迫同化平埔族人，戰後，國民黨則進而取消其山胞身分，而現在，自認為代表所有原住民的原民會則悍然拒絕其原住民族身分。在民族主義的文獻上，有所謂的「A-B-C paradox」，也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殘忍現象。原本同是屬於南島民族，平埔族卻因為歷史的不義，必須接受自己的高砂兄弟處罰，簡直是一種雙重的處罰。

阿美族原運者以撒克．阿復指出，如果當年白人在東海岸發現金礦、大量開採，今天要求復權的平埔族，將是阿美族、而非西拉雅等族。當我們看到少數具有身分的官員一再撻伐平埔族，顯然就是嚴以待人、寬以待己，那麼，不要說社會很難再有支持原住民權利的訴求，最令人擔心得是，我們如何避免別人使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