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訊〕當台灣的學者施正鋒是個小男孩的時候,他被強迫講一種不是他自己的語言,而40年後的他仍然覺得那一套教育讓他吃虧了。
他的成長是被逃離中國的國民黨政權所控制,當年國民黨要求他和其他人使用中國大陸的主要方言,而且必須是正確的北京口音。
這個要求的困難包括了島內不常見的捲舌音,以及犯錯講台灣話的學生必需貼上羞辱的標籤說:「我很壞。我說方言。」
「有些時候人們台灣話的水準只達到小學的程度,」52歲的施正鋒說,他現在是位於台灣東岸花蓮的東華大學的政治學家。
「即使他們想要用,他們也不知道學術的用語…我們已經失去了價值觀、傳統的智慧,所有的一切。」
有數百萬的台灣人跟施正鋒有相同的經驗,這意味著今天島內留下了一個在許多方面決定它命運的複雜語言的遺產–
但這也同時意味著台灣一定的優勢。
能夠講普通話代表台灣人可以毫無困難和中國大陸的13億人口溝通,因此也可以利用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來驚人的經濟繁榮。
「台灣人比香港人更容易做生意,因為中國人發現他們更容易與台灣人溝通」,位於台北的中研院智庫的社會學家王宏仁說。粵語是香港主要的方言。
「許多中國人認為台灣人說的中文甚至比他們好。在中國有許多方言,所以雖然很多人講普通話,但他們有很重的口音」,他說。
語言可能是讓台灣抓住中國驚人力量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台灣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額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
但這些都是來自一個昂貴的代價,因為,台灣2300萬人之中有許多人幾乎無法使用盛行幾百年的台灣本地的方言。
在家裡面很多人會講福建話,那是300年前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所帶來的,目前是俗稱為台灣話的方言。
另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講客家話,這是另一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語言,另外則是與中國全然無關的眾多南島的語言。
「強制普通話的理由是要以相同的語言來統一大家,但也有一個隱藏的目的」,施說。
「如果你想粉碎一個民族,你應該要剝奪他們的歷史、文化、以及他們的語言。」
1945年中國國民黨從戰敗的日本手中接管台灣後,馬上就加速恢復曾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當地人的中國意識。
雖然在台灣實施普通話教學可能是有經濟上的理由,但其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魏美瑤說,她是一位台北的東吳大學的學者。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語言高壓政策並不是全部為了經濟發展,而是為了要嚴格控制人民」,她說。
「如果國民黨的大前提只是為了經濟發展,那麼他們就不應該禁止使用日語。」
在澳大利亞的莫納許大學的台灣專家Bruce
Jacobs,回想起在1980年代左右和一個朋友拜訪當地一位異議份子的家。他試著和主人的女兒用閩南話交談。
「我的朋友說她不會講閩南話。在當時,受高等教育的家長會在家裡講普通話。當時她才11歲。」,他說。
「就好像英國人在印度以及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中國國民黨也推動了殖民的語言。」
很矛盾的是,不論國民黨政府最初的目的是什麼,目前在台灣使用的普通話實際上可能有助於形成島上的一個特殊的認同。
根據中研院的王宏仁,這是因為島上的人除了他們都在學校學過的普通話以外,沒有其他共同的語言。
「在台灣所講的和書寫的普通話和中國大陸使用的普通話是非常的不同」,他說。
「當台灣人在今天試圖區分自己和中國大陸的人,語言就成為一種文化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