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7月5日，中國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發生維吾爾族與漢人之間的暴力事件，由於軍方介入，造成將近200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稱為「七五事件」。時值週年，中國政府嚴陣以待，唯恐流血事件再度重演。事實上，自從中共在1949年「和平解放」新疆以來，已經有三波重大的官民衝突，雖然最後都以武力鎮壓收場，只不過，宛如暴風雨之前的寧靜，表面上的平和，卻是醞釀著下一波更嚴重的衝突。

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師法蘇聯，也就是在其聚居的地方，允許成立自治區；此外，在中央的人民代表大會給予超額的代表席次，唸大學有相當的優惠，更讓漢人羨慕的是，少數民族不受一胎化政策的限制。近年來，有鑒於內陸與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過大，中央挹注大量財政補貼，更鼓勵廠商前往內陸投資，應該是假設經濟現代化可以帶來政治穩定。儘管如此，政府似乎仍然無法有效安撫少數民族對於整合的排斥，騷動仍有竄升之勢。

如果以族群關係、或是民族運動的理論來看，集體認同的發展，不外乎族人的期待與事實有過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或是文化認同的分配不公平之際；在相對剝奪的情況下，正是菁英進行集體動員的絕佳良機。這時候，寄望政府是否能扮演大公無私的角色，除了起碼要排除對於少數族群的歧視，更要積極保障他們的權利，才有可能提高他們對於國家的認同感。

由於少數民族大多位於中國邊界地帶，往往具有高度的戰略重要性，因此，如何儘速加以整合，自是歷來統治者不可輕忽的要務。大體而言，在軍事征服之後，當務之急就是一方面攏絡上層領導者、一方面加緊老百姓的同化；如果緩不濟急，就要想辦法移入外人，以「摻沙子」的方式沖淡當地人口的百分比，特別是漢人。在這項政策的背後，最基本的假設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然不能聽任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自由發展，以免被塑造成無法控制的非漢人想像。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出發點，就是至高無上的國家安全保障。如果以傳統的現實主義觀點來看，軍力是維持領土完整的最終保障；相對地，如果從「社會安全」（societal security）的角度來著手，無形的認同才是關鍵所在，也就是如何調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不要讓兩者相互競爭、甚至於水火不容。問題是，在以漢人為中心的國家認同框架下，開放改革的中國政府只能以經濟利益的分享來曉以大義，刻意忽視少數民族在非經濟層面的需求；由於不能對症下藥，難免有力不從心之憾。

接下來，我們將以少數族群權利（minority right）為分析架構，初步考察新疆維吾爾族的權利保障。大體而而言，少數族群權利可以概略分為個人權（individual rights）、以及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s）；所謂的個人權，是指因為公民的身分所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譬如在政治、或是經濟領域上不受歧視，至於集體權，則是因為隸屬特定少數族群而集體擁有的權利，包括生存權、認同權、文化權、以及自治權等等。

就政治層面而言，雖然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在中央人大會的席次高達15%左右，幾乎是全國人口百分比的兩倍，然而，真正的政治權力掌握在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及其中央政治局，少數民族頂多只有樣板的作用，沒有實質的決策權。在經濟領域，一般維吾爾人也感受到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中國政府為了減少內陸與沿海之間的貧富差距，在2001年展開「開發大西部」，然而，受益的大致上是漢人，少數民族未必可以感受到向下涓滴的效果。

最讓維吾爾人不滿的是漢人所開的公司不喜歡聘用當地人，理由是教育程度不足、華語能力有限，因此，有些就業展甚至於公然在宣傳海報上寫著維吾爾人免議，這當然是可忍、孰不可忍，難怪，不管是工地、餐館、還是路邊，看來看去，就是外地來的漢人。如果是私人公司也就罷了，連公家機構也普遍擺出一付就是不用維吾爾人的態度，因此，具有大學學歷、華語流利的當地人，當然會認為這就是歧視；相對地，不管是石油、還是天然氣公司，漢人一來就有工作給他們，對當地人來說，這就是赤裸裸的差別待遇。

就生存權而言，既然滅種已經不為國際社會所能接受，少數民族最大的困境是連在自己的傳統領域也淪為少數，成為「雙重少數」﹙double minority﹚。對外來統治者來說，殖民統治是一個三部曲，先是軍事征服，接著是移入墾殖，再來著手同化，以量變來達到質變的目標，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滅種」﹙cultural genocide﹚。在1949年，新疆的漢人不過7%，目前，不包括流民，漢人已超過40%，而維吾爾人不過45%。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指標，是中國在1954年設置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顧名思義，原本的用意具有屯兵開墾的庶守性質；兵團的三名最高領導者兼任自治政府黨政要職，因此，算是中央派來監軍的八旗。現在，兵團則又被賦予企業的任務，下轄 1,500公司，包括11家上市公司；兵團總人口高達250萬人，漢人為主體，佔了88%，而維吾爾人只有6.6%。整體看來，儼然就是一個兼具黨政軍企四種角色的現代「伊犁將軍」，有人、有錢、又有地，因此，在維吾爾人看來，當然會覺得不是味道。

就認同的差異而言，除了突厥化的外貌五官、以及語言，維吾爾人與漢人的最大差別，就是信奉回教；除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回教儀式正是維吾爾人抗拒漢化的象徵性藩籬。對於無神論的中共來說，只要不挑戰政權的正當性，宗教是可以容忍的。然而，在1990 年代，突發衝突事件漸漸轉為預謀暴力行動，中國將回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以及分離主義混為一談，回教信仰開始遭到嚴峻的控制。只不過，越是打壓、反彈越大，每回經過逮捕、審判、以及槍決三階段標準作業程序，維吾爾人的民族意識越是獲得凝聚。

文化權的基本指標是母語的學習、以及使用。在教育方面，維吾爾小學原本使用母語教學，進入初中，才開始學習華語；然而，政府在2003年起開始將維吾爾學校與漢人學校整併，維吾爾人從幼稚園必須開始學華語，喪失在學校學習母語的機會。在日常生活，由於華語逐漸成為學校、公司、以及其他公共領域的用語，維吾爾與幾乎成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庭用語，維吾爾小孩學習母語的機會大為減少，與同儕的溝通被迫使用華語。在過去，路上的招牌以維吾爾語為主，最下面一行再以華語譯注；現在，主客易位，招牌上只剩下華文，連維吾爾文都可以省了。

就自治權而言，中國在新疆雖然設置了維吾爾自治區，不過，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譬如說，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對於東西天然氣管線架設，從規劃到執行，完全沒有置喙的餘地，權力掌控在黨的手中。另外，雖然自治政府的主席保留給維吾爾人，副手一定交給漢人來擔任，前者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形同傀儡。這不只是「以黨領政」，更是「以漢制維」，因此，就是一種內部殖民的體制，反映的就是漢人政府對於少數民族的不信任。

儘管中共在打游擊階段主張過開明的少數民族政策，不過，在取得政權以後，表面上雖然揭櫫多民族的國家，還是以漢人來定義國家認同，也就是不脫「族群國家」（ethnic state）的本質上。既然如此，針對維吾爾人的權利保障課題，只能消極地採取「收編菁英、打壓百姓」的傳統做法。歷史告訴我們，夾在族人與外族之間，出面領導抗爭的，往往是接受同化最深的少數民族菁英。

中央政府當然知道不能只有高壓，還必須面對發展失衡的問題，因此，軟硬兼施，在選擇性武力「嚴打」之餘，嘗試著提供經濟上的好處。只不過，基本設施的改善難免有加強控制南疆之嫌，資源開採的利益又沒有多少留在當地，連就業機會都被外來的漢人捷足先登，經濟懷柔手段反倒是弄巧成拙。

即使經濟利益分配的問題取得妥善的處理，政治面向是否根據「政經分離」迎刃而解？在社會層面，因為漢人沙文主義而來的歧視現象，是否會就此漸次消弭？如果維吾爾人堅持捍衛自己的語言、文化、以及集體認同，政府願意同中存異的化，那麼，異中求同的契機是否會大為增加？

 

　

*《遠景基金會》2010/7/5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