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西方的民主傳統而言，大學有別於中小學。一般中小學是國家統治機器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功能是公民教育；相對地，大學往往被當作公民社會的龍頭，除了主導知識的發展，更扮演社會的良心，尤其是面對威權統治之際，為了自由、民主、公義、以及和平等社會公益，可以發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

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以黨領政、以政領學」乃天經地義，換句話說，替政治服務一直是學者的使命，特別是如何捍衛政權的鞏固。即使是經過開放三十年以來，除了經濟建設的使命，「維持政權穩定」（維權、維穏）依然是學術研究的最高任務。

戰後播遷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不只是黨政軍特一把抓，教育文化媒體也是政治控制的工具，尤其是大學，更是禁錮年輕人心靈、控制學生思想的無形監獄。在戒嚴時代，國民黨在台灣大學設有一個「孔知忠辦公室」，直屬於北知青黨部，而校長就是台大黨部的主委；其他學校不惶多讓，統治者的鷹犬罷了。當時，國立大學的校長實際上就是廣義的內閣成員，尤其是台大校長，儼然就是教育部長的終南捷徑，有為者無不趨之若鶩。

其實，如果以教學、研究、以及服務三大任務來看，大學的研究成果如果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也就是「產官學」的密切合作，當然是社會所樂見的。另外，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還是法案的草擬，學者也可以透過行政部門、國會、或是社會運動團體，提供專業上的看法。

不過，在解嚴之後，大學如雨後春筍，特別是由專科升格改制而來的院校。當年，教育部核准的冠冕堂皇理由，是讓技職學生有多元的升學管道，然而，背後卻有斑斑的民意代表的鑿痕。坦承而言，在過去，地方派系仰賴農會當金庫，現在，等而下者則把學校當作穩賺不賠的企業在經營。此時，學校搖身一變為利益團體，甚至於與民代一體兩面、互相為用，專業上的公信力自然大加打折。

有關於是否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社會上有不同的看法、朝野政黨也有各自的考量，只不過，大學所扮演的角色，還是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在法案審議前夕，包括台大校長在內，多位大學校長大剌剌地出現在國民黨團所召開的記者會，次日，國會議員為了該法肢體衝突，幾十名公私立大學校長也尷尬地出現在教育委員會。老百姓勢必相當好奇，究竟他們是自動前來施壓、還是被動前來聲援？

根據這些校長的說法，是他們對教育部施壓、而非部長動員他們，意思是說，他們有相當的自主性。在商言商，從私立大學的立場來看，面對台灣人口結構少子化的衝擊，另謀出路，乃人之常情，尤其是C咖的學校，既然沒有「國際化」的能力，只好逼迫政府採取「中國化」。不過，釜底抽薪，政府應該有更周延而宏觀的對策，而非見招拆招，否則就好像當年政府廣設焚化爐，最後，卻因為垃圾不足，竟有地方政府搶垃圾的荒謬鏡頭。

國立大學的處境值得深思，尤其是在「前有豺狼、後有虎豹」的情況下，動輒得咎，也只能虛應故事一番，說是「背書」、或許太沉重了。坦承而言，即使是自詡為A咖的學校，所圖謀的也不過是實驗室的廉價勞工，既然搶不過美國，只好寄望來自中國的學生。憑良心說，這還是「一元教育」、而非李遠哲所高唱入雲的「多元教育」。

對於飲鴆止渴，教育部可以鄉愿；私立大學的生存，自然有市場機制。然則，國立大學的自我定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