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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沈澤瑋 報導
在臺北和新加坡人聚會，經常會聽到一個評論，臺灣的政務官為何像換佈景那樣，換得那麼快。是兩地的政治文化不同，還是臺灣的民意和媒體監督的力量太強？ 看到的景象是，民粹壓倒專業，官員看政策無法施展就走人，或是突發事件導致內閣在輿論壓力下替換，辭職成了最方便的脫困手法。 受訪學者指出，責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換人頻密確實會造成惡性循環，官員知道自己官位做不久，就不願多做事，有爭議的法案或政策一遇到輿論反彈就不提了，結果影響了施政的平穩度和持續性。 馬英九上臺還不滿兩年，就因為碰上八八水災而被迫進行一次內閣改組。掌大權的行政院長一年四個月就換人，衛生署長前後換了三張面孔、新聞局長也是三張，金管會主委兩張……。 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在農曆年前突然宣佈辭職，法務部長王清峰因為高調堅持不執行死刑而丟官、衛生署長楊志良因為健康保險的保費調漲與長官意見不和而一度求去，不過最後被挽留。 年底五都選舉，副院長朱立倫幾乎鐵定將出戰新北市，內閣相信還會進行一輪調整。而行政院長吳敦義也賭上官職，聲稱如果年底失業率沒有降到5%，他就“負責，包括辭職”。 在馬英九政府之前的陳水扁政府，因為欠缺執政經驗，人才不夠用，走馬換將更厲害。以行政院長為例，扁政府八年就換了六任，平均一個人做不到一年半。在與經濟相關的部分，經濟部長八年間換了六個、財政部長換了六個、經建會主委三個。拼經濟拼不起來，換人頻頻的作風多次遭人詬病，加上無法掌握國會多數席位，施政難有突破。 李登輝主政的時期，1988年至2000年的12年間，行政院長異動四次，平均也做約三年。 反倒是威權時期，蔣經國主政，用人更固定，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一當就10年，李國鼎也在任四年。威權政府做出了十大建設，帶領臺灣度過兩次石油危機，在媒體多次針對歷任總統支持度所作的民調，蔣經國還列第一。 進入民主化階段後，臺灣選舉日益增多，政績反而不見突出。官員動輒為平息民怨和消除輿論壓力而辭職下臺，似乎成了一種政治文化。 受訪的臺灣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施正鋒認為，部長拍拍屁股走人，屁股留給人家來擦，確實是不負責。不過，拿威權時代和民主政治的執政效率相比卻不恰當，因為威權時代的政務官不需要為民意負責，威權時代固然什麼都快，但“殺人也很有效率，希特勒就很有效率”。 他說，問題的癥結是，臺灣有內閣又有總統制，部長不是議員就去當部長。而大多數部長又是教授出身，“不食人間煙火，就很會考試”，面對立法院的質詢，沒有耐心論述政策，也沒有能力為政策辯論。 他指出，最後形成的惡性循環是，反正位子也坐不久，官員就少做事，有爭議的法案就不提，沒辦法向媒體解釋的法案就不提，“沒有人要求你整體解決問題，你想做事情反而找麻煩”。 最近，在恢復軍人、公務員和教師薪資課稅、二代健保、廢除死刑、公務人員考績等等政策上，馬政府都遇到輿論的挑戰和反彈，專業和民粹一拉扯，政策就出現搖擺，想討好選民，結果卻是怎麼都挨駡。 受訪的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黃一峰認為，過度重視民意，專業的官僚體系就會被打得沒有自信，或者行政官員乾脆放棄他的專業堅持。 他說：“回應民意太多了，會不會就是民粹？你跟民眾說，我們大家都不要交稅好不好？當然好啦，可是你這個國家沒有稅能做什麼？” 根據研考會去年公佈行政團隊在一年內所落實馬英九政見的初步成果時指出，全部414項政見中，完成79項，約占19%。時任研考會主委江宜樺認為，19%屬於正常，因為大部分政見要分多年期的經費編列與建設工作，預估前兩年不會有太大幅度的成長。 對此，黃一峰認為，施政若嫌緩慢與政務官換人沒有直接關係，關鍵是卡在政府預算制度太僵化，撥款動作慢。他說，要把政見轉換成政策，需要有計劃、要有預算還要有法案，缺一不可。而據他瞭解，政府撥款動作慢，錢沒到位，行政官員也動不了。 受訪的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業立則認為，政務官若換得太快，確實無法讓政策有效推動，因為他需要時間熟悉政策，才能推動業務。而底線是，最短也應做兩年，“就像我們服兵役，菜鳥拿槍拿得好不好，也需要兩年時間”。 他指出，與新加坡相比，臺灣媒體和國會扮演的監督力量非常強大，官員的一舉一動被無限放大，理個頭髮、吃個粥都會丟官。而立法委員質詢的時候，用的字眼很強烈，也讓行政官員大歎“官不聊生”。 不過，由於責任政治本是民主政治的一環，王業立認為，為拉抬民調而扛責下臺最終無可避免，至於換不換人，換得多快，要看執政者的智慧了，“因為你要面對每四年的選舉，終究要面對人民的考驗”。
*《聯合早報》20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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