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是指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威權統治的過去，尤其是戕害生命、打壓人權者。一個國家在尋求民主鞏固之際，如果不能釐清真相，除了說受害者的靈魂、以及其家人的精神無法受到撫慰，加害者因為不能獲得原諒，不要說幾十年來無法安眠，到頭來，很可能連臨終也將不得往生，社會的齟齬無從化解。

在日本殖民時代，由於是少數統治，外來者面對異族，必須仰賴願意幫殖民者持槍監視同胞者。對於那些鄭清文小說〈三腳馬〉中所描述的鷹犬，我們雖是不屑，卻又不想苛責，到底，有些人也許真的是迫於生活無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好與「四腳仔」周旋。

戰後，中國國民黨內戰失敗、倉皇遷台，看到同樣是漢族的同胞，卻有萬千說不出來的疑懼。特別是經歷中共的滲透顛覆，蔣家父子採取「寧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作法，高壓統治需要就地招攬幫手，「抓耙仔」從此橫行，連海外的留學生都深受其苦。

以當年台灣社會的經濟條件來看，能夠出國唸書的人，除了家庭富裕以外，其他的管道不外考上國家公費留學、或是因為成績優異而取得外國大學的獎學金（以理工科居多）。畢竟，獎學金粥少僧多，因此，各種情治單位所提供的獎金，比起洗碗打工計時薪資來說，誘惑無疑是大多了；如果與以國民黨的忠貞黨員身分獲得中山獎學金者相較，一個勞力、一個勞心，儼然就是藍領、白領的分工，或是權貴、百姓的差別。

在李登輝總統時代，或許是出於和解的考量，只著眼於對於被害者家屬的補償。民進黨執政八年，不知是無力、還是無意，對於重大血案的調查，終究還是無疾而終，更不用說對於白色恐怖諸多疑點的澄清。

現在，在所謂的「二次政黨輪替」時代，開始有人著手扒糞，我們當然樂觀其成。不過，這些遲來的正義之舉，應該是通盤進行，而非選擇特定對象攻擊，否則，即使是一付正氣凜然、義正詞嚴的樣子，恐怕還是很難讓人不作「報老鼠冤」的聯想，可信度自然降低。

也就是說，除了元兇（不管是陳儀、還是蔣介石）以外，目前，應該還有更多大大小小的幫兇還活在世上，說不定還是大家的鄰居、或是同事。國家何不設立一個「真相委員會」，讓這些人出面承認自己的角色，並由現任政府概括承受一切責任，一方面向受害者道歉，另一方面進行特赦？

同樣地，相信也有不少人是外來統治的受益者，不管有意、還是無意搭上便車。我們要點出的是那些「光復有到的人」（庇蔭於國民黨政府者），不管是政客、派系、學者、還是財團，因為，若非外來政權刻意從事權力結構改變、以及財富重分配，把潛在的本土競爭者趕盡殺絕、流放異鄉，這些人接受扶植者又怎麼會如此快速出頭？這些人應該可以出面倡議真相，起碼主動為社會的和諧做良心上的努力。

當然，還有更多的人是旁觀者。雖然他們沒有直接涉及統治者的迫害，也沒有心思與當政者玩各種虛與尾蛇的遊戲，不過，或多或少都犯了「形而上的罪」，未必全然無辜。也就是說，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當中，大家不再進行日本時代的精神抗爭，甚至於視之為理所當然，忘了「進入體制反體制」的使命，進而強化統治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