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陳水扁在2000年高舉勝利的雙手時，他的勝利是臺灣民主的象徵，他的勝利凝聚了臺灣民主光榮的時刻。

　　他是臺灣首次政黨輪替的男主角，臺灣民主的代名詞，民主進步黨的寵兒。

　　可是，在卸任後不到三個月，2008年8月15日那天，他公開承認“做了不該做的事”，承認有海外帳戶時，他過往的政績全毀了，他的案件也讓臺灣這個年輕的民主社會受到嘲諷和考驗。

　　根據起訴書，被起訴的罪狀有四項，涉及案件的被告有14人。單看國務機要費那一條罪，涉及的人除了扁夫婦之外，還包括扁時期總統府內的副秘書長馬永成、辦公室主任林德訓、出納陳鎮慧等人。

　　民主政治理應受到更多監督，但總統府內竟可以形成金錢傳來傳去的小圈圈，這是阿扁錯了，還是臺灣民主體制有問題？

　　受訪的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吳景欽說，人和體制都出了問題，而關鍵是欠缺法制，健全的民主不能沒有法制，“臺灣的民主跑得很快，但是法制卻像蝸牛那樣”。

　　他說：“總統有憲法的保障，除非內憂外患，只要他在位，就不能動他。人的本質愛錢，很難防，要靠司法去補強。可是看我們的司法，從立法到執法，都沒有很清楚地說明，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政治獻金？什麼不是？進入一個由他控制的基金會，算不算是私人口袋？國務機要費的使用，到現在也沒有法律條文說清楚。”

　　吳景欽指出，法律的模糊，讓人有很大的操作空間，是非對錯，界定得不清楚，從最上層到最底層的人民，形成了一種“只要你會做事，貪不貪無所謂”的想法。再加上“金錢政治”的關係，選舉需要很多錢去綁莊，執政者為了鞏固政權，就需要去找錢，不然就是訴諸民粹。

　　2008年11月12日，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日，卻也是陳水扁被銬上手銬的日子。

　　他高舉雙手，高喊“司法迫害”，試圖悲壯地把司法案件轉成政治案件，這也是他善用的操作手法。在他強力操作下，民進黨至今仍然不敢與他完全劃清界線。

      他動作頻頻，三次絕食、出了兩本書，還搞雜誌。他20年前擔任社長的政治刊物《蓬萊島雜誌.net》前天也以電子週報的形式復刊，並公佈了陳水扁的首封劄記。

　　他在名為“我心自由”的劄記中高喊冤枉與無辜，並表示他因觸犯了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頭號敵人，“中國党的馬英九”只是在幫中國代執行罷了。

　　操作臺獨議題是阿扁擅長的，他號稱“民主鬥士”，在執政八年提供了臺灣一個輿論自由的空間，不過更多的時候，他的操作手法卻助長民粹而不是民主，為了鞏固權力，他一再討好和綁住一批忠誠的支持者。

　　對此，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教授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施正鋒認為，臺灣其實只看到表面的民主，把民主程序搬來使用而已，只有“投票主義”，人民當家作主也只是四年一次。

　　施正鋒說：“本質上，臺灣還是停留在封建思想，你說，現在就不用靠關係嘛？還是要靠關係。以前是地主綁農奴，現在是政府綁財團，再去分藍綠支持者來綁，那些人，坦白說，很可憐，很好騙。”

　　施正鋒指出，陳水扁上臺後有改革的機會，可是他選擇繼承國民黨那套；他把自己當作是個替代者，而不是改革者；他選擇向財團靠攏，而放棄了公民社會那一塊，因為沒有選票；他錯失了歷史契機，自己卻也捅出個大簍子出來。

　　陳水扁貪污案也牽出民主社會裡頭，司法是否獨立的問題。法官從原本裁定釋放陳水扁的周占春，換成一個收押陳水扁的蔡守訓。

　　蔡守訓因為審理過馬英九在擔任臺北市長時的特別費案，並判處馬英九無罪而被視為親藍。在陳水扁去年年底被正式起訴十幾天後，在他兩次被羈押庭釋放後，臺北地方法院才以“後案並前案”的方式，把陳水扁的案件交由了審理吳淑珍國務機要費案的蔡守訓。換法官的時間點和程式，受到綠營質疑，也讓案件無可避免地被指沾上政治色彩。

　　不過，不管不成熟的民主受到多少外界的批評，讓臺灣人最引以為傲的還是民主。

　　正因為民主政治以選舉為基礎，所以他們有了二次政黨輪替，換了執政黨才能把陳水扁一家涉嫌的不法行為，暴露在陽光底下。

   一位不願具名的檢察官去年在受訪時就說：“現在大陸什麼都比臺灣強，不過，卸任總統，我們照樣起訴，這是臺灣民主的可貴，大陸做得到嗎？”

　　曾有人這樣比喻，臺灣在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時代，誕生了民主這個胚胎，陳水扁時期，胚胎變成畸形嬰。扁案是臺灣新興民主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必須付出的社會代價，但已經畸形的嬰孩是否能變正常的一天？

　　施正鋒認為很難，“車禍會死人，制度壞了，不會死人，就很難”。

　　吳景欽則認為，扁案如果能激發人們把制度裡的問題都掏出來討論，讓執政者不得不去加速修正和改革，把臺灣變調的民主擺正過來的話，那是阿扁對臺灣最大的貢獻。

* 《聯合早報》200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