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最基本的功能而言，司法判決與處罰，可以消極地防止違反亂紀的行為出現。當然，透過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機制，司法也有積極促進社會合諧的作用。另外，司法權又被稱為「第三權」，是指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發生扞格不入之際，最高司法機構（大法官會議）有化解政治衝突的機制。

在封建時代，縣太爺同時擁有司法權與行政權，是老百姓眼中的官府，最好敬而遠之，以免有事呼天不應、叫地不響，只能祈求青天大老爺出現。在殖民時期，嚴峻的司法是進行社會控制不可缺少的手段；被統治者立志當辯護士，上焉者打抱不平、下焉者趁火打劫，只不過，都是在鳥籠內掙扎生存。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黨政軍特集於一身，當然會毫不靦腆地表示，法院是他們家開的，也就是說，檢警調一家親，從逮捕、起訴、到判決，都是自己人。因此，凡是有黨政關係的人，就不用擔心官司上身；相對地，尋常老百姓即使脫身，終究要賠上大筆金錢，所謂的「越律越輸」是也。

民進黨領導階層多律師出身，尤其是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因此，熟知如何在籓籠之下閃躲法律漏洞。不過，一旦取得政權，或許是專業的訓練使然，習於在多如牛毛的法條中搜尋取巧的捷徑，視灰色地帶的慣習陋規為常態，未能用心改弦更張，終於被所謂的「歷史共業」法網罩身，後悔已晚。

媒體又被美稱為「第四權」，意思是說，當司法、行政、立法頏瀣一氣之際，唯有威武不能屈的新聞工作者，可以向人民揭發前三者的醜態。當年，在黨國體制之下，絕大多數的媒體自甘淪為統治者的鷹犬，我們自然知道如何顛倒閱報；換句話說，國民黨所褒獎的好人，不是奴才、就是幫兇，相對地，如果是他們口中十惡不赦的大壞人，一定是替台灣人做了些外來政權不容許的事。

台灣的民主幼苗在威權的夾縫中發芽成長，從黨外雜誌到地下電台，小額捐款、功不可沒，背後代表的是小老百姓的殷切期待。然而，在實施總統直選以來，媒體儼然成為新的霸權，特別是昂貴的電子媒體。在新聞台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彼此競相以聳動的言語吸引觀眾、以提高尼爾森收視率為唯一的目標，忘掉的真相、平衡、以及公平等專業道德。

在這同時，第四台也造就了一些速成的名嘴。一字排開的萬事通，如果只是當作如夢般的演藝人員，作戲瘋、看戲笨，戲散了，腦筋空空，不傷大雅。偏偏，一些名嘴不只是做不負責任的爆料、樂此不疲，甚至於談三道四、指揮司法辦案。說穿了，所謂的「資深媒體人」，也就是靠遊走電視謀生的僱傭兵，只要價碼談得攏，任何政治打手的戲碼都可以演。

最令人搖頭的，是媒政兩棲的名嘴。他們的起家主要是扣應節目，曝光多了而有知名度。比較有雄心大志者，除了口袋飽飽的通告費，媒而優則仕，順勢把收視率轉換為選票。然而，這些人又不甘於寂寞的國會議事殿堂，除了說仗著言論免責權，在SNG的鏡頭下忘情演出，甚至於忘了我是誰，認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介入政治鬥爭。

誠然，行政權獨大是民主政治的大忌。然而，當立法權與媒體權結合為一，已經衍生成一種政治怪獸，那些名嘴兼國會議員應該告訴我們，自己到底是媒體人、還是政治人。如果是媒體人，就應該放棄言論免責權；如果是政治人物，就不要在裝神弄鬼、把自己包裝為清高的媒體工作者。

不管如何，司法體系應該是捍衛社會公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 《台灣時報》200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