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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社團的定位 *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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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嚴時代，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採取黨國體制，有如附身的吸血鬼，以中國國民黨嚴格控制台灣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則又接收日本殖民體制、師法納粹德國的國家組合主義，由領袖、政黨、到社團，形成一個綿密的統制有機體。 在這樣的框架之下，不要說不准反對黨成立，其他人民團體也是遭到層層限制。在地方上，除了作為掌控派系的農會、漁會、以及水利會、遂行外來政權的垂直分工，看不到具有自主性的民間社團。同樣地，相關的工商企業團體，不管分配到的金字塔的位階如何，各自有其水平切片的負責範圍。至於學術性團體，在分潤的豢養哲學下，當然是難逃幫兇的自我角色。連宗教團體，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大致上還是以外省統治集團為中心的精神羈糜機制。 在海外，特別是在北美、日本、以及歐洲，留學生有家歸不得，只好選擇自我流放；在自由國度的民主氣息下，他們開始組織各種台獨、同鄉、以及人權團體。這些離散者（diaspora）關懷故鄉的自由民主，出錢出力進行遊說，甚至於接納被迫流亡的黨外異議份子，犧牲奉獻、歡喜甘願、無緣無悔。一直要到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年代展開政治自由化，這些倦鳥才得以鮭魚返鄉。 在島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包括勞工、農民、原住民、客家、以及環保等等，由社會弱勢者結盟，一面博取社會良心的同情，一面要求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這些社運團體與民進黨分進合擊，大致維持體制外的戰鬥位置，不斷衝撞國民黨的寡頭壟斷、挑戰不公不義的結構性桎梏。 在民進黨執政以後，兔死狗烹，台獨大老紛紛被請上神桌供奉，社運團體則分崩離析，要不恩賜閣員資歷、再不就是死守寒窯。然而，此時卻有一批政治社團紛紛出現，不管人數多寡，只要敢開壇起廟，黑色旗幡一插、搖旗吶喊一番，在各種場合自然有發言的空間，百花齊放，總是可以立即揚名立萬。 相較於傳統的社運團體，近年來最為引領風騷的是所謂的「本土社團」，他們的訴求往往以政治議題為主，很難歸類為利益團體。不過，他們往往嫺熟遊說團體的運作方式，不僅在媒體上有相當的曝光度，對於體制內的管道也遊刃有餘、甚至於是樂之不疲，儼然是新興的壓力團體。 除了說國家定位的大是大非，這些人馬對於一般性的公共政策，多半表示敬謝不敏，似乎有失其清高的身分。然而，對於民進黨內部的合縱連橫、或是派系傾軋，他們又保持相當的關注，沒有一點扭捏靦腆，彷彿有捨我其誰的責任感。或許是因為政治專業能力有限，這些人士對於公共議題的診斷、或是藥方，往往荒腔走板、令人嘆為觀止。 誠然，所有團體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不過，當本身的自主性逐漸淪喪之際，頭上的光環就會自動消逝。更嚴重的是，當政治人物介入團體的運作之下，剩餘的一點良心道德立刻斑駁脫落，甚至於遭到老百姓的唾棄。 從日本時代的留學生團體到現在的本土社團，也只不過是百年光譜，讀冊人可以抵擋殖民統治的高壓、卻無法抗拒自己人的誘惑。民進黨執政八年，在精英的身上，我們已經看不到台灣人剛毅樸實的好性地。千辛萬苦，即使僥倖搶到廟公的位子，又如何？
* 《台灣時報》200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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