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鋒

就政治哲學而言，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有三。首先是用來批判政府，以提昇民主治理的品質；再來是讓真理越辯越明；當然，言論的自由表達更是自我實現所必要。然而，一般人也多同意，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還是必須有所節制，以保障他人的自由、以及眾人的福祉。譬如髒話、譭謗、色情、以及廣告等，大致是被排除在外；至於偽證、威脅、或是鼓吹犯罪，更是沒有必要加以保護。

比較令人頭痛的是具有侮辱性的語言，雖然並未直接造成肢體的傷害，然而，經過撩撥，卻有可能導致族群之間的猜忌、衝突，甚至於流血，其殺傷力並不下於槍砲子彈。如果發生「草蜢弄雞公」之時，究竟要處罰被激怒而動手的人、還是動口不動手的「紳士」？這正是專家學者的最大難題。

根據國際上的相關人權保障規約，在揭櫫保障言論自由之際，同時訓令簽署國必須禁止攻擊性的言論。在一九七○、八○年代，西方民主國家紛紛做了相關的立法，包括加拿大、瑞典、丹麥、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以色列等等。

令人好奇的是，美國迄今沒有類似的全國性立法，而地方性的相關法案，也屢被聯邦最高法院宣判違憲，連民權團體也強烈反對。議者認為，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要鼓勵反思；在公共論壇上具有爭議性的語言，儘管讓人聽來覺得不舒服，卻表示有人對現行的制度、或是處境不滿。因此，即便是讓對方聽來或許是充滿挑釁的言論，不止是要包容、甚至於還要加以鼓勵，長久看來，應該是有助於社會的進步。

然而，法律終究還是應該有促成相互尊重、社會和諧、以及增進文明的功能，否則，在族群齟齬尚未化解之際，不管是無意、還是有意的偏見，星星之火都可能蔓延為族群仇視的危機。尤其是在族群媒體近用權不對稱的情況下，如果有人以論述為由、行搧風點火之實，國家卻依然假裝中立而充耳不聞，其實是強化既有的支配關係，特別是看不見的文化霸權場域。

誠然，一個尋常老百姓（who），如果是在沒有構成立即而明顯的情況下（when），於私領域（where）不經意、或是優雅地（how）表現出族群優越感（what），在程序上要做違法的操作性認定，的確是莫可奈何。

也有人認為法律規範治標不治本，主張還是回到教育層面，才能正本清源。不過，類似立法的用意是在於退燒、還是止血，畢竟，在進行電擊、搶救之後，如何用藥，才是考驗社會有無和解意願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