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於十一月初來台，與海峽交流基金會江丙坤會長簽署空運直航、海運直航、郵政直航、以及食品安全等協議。大三通在十二月十五日全部開放，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水到渠成。

不過，就政治層面來看，我們擔心四項協議對於憲政體制可能造成的嚴重傷害。原本，江陳會談只涉及經貿等事務性議題，立法院照理沒有必要橫加阻擾。然而，站在三權分立的角度，儘管外交應該是由總統所主導，不過，不管以任何形式來簽訂，國際協定還是必須接受國會的監督。

純粹就經濟效率的觀點來看，如果沒有牽涉到政治議題，國會當然可以授權行政部門對外簽訂行政協定，事後再作核備即可。然而，當國會有任何疑慮，果真箭在弦上，國會議決曠費時日，起碼也要把苦衷向議長、或是反對黨領袖做懇切的說明。

然而，陸委會卻堅持該四項協議未涉及『兩岸條例』的修法規定，無視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及民進黨團的審議要求，故意迴避朝野協商的慣例，強行拖過三十天的期限，讓這些協議未經國會決議就自動生效。也難怪有人會質疑，如果馬英九未來與中國逕自簽訂所謂的「和平條約」，是否可以循此模式炮製？

既然國民黨在國會有絕對優勢，即使要配套修法，也可以有恃無恐、一步到位。其實，總統在進行對外談判之際，可以與國會唱雙簧，以免北京予取予求。為何政府捨此剎車，刻意規避國會的監督？

就國際關係理論的「結構觀」來看，決策者面對國際結構的制約，只能在逆境中尋求最佳的調適，因此，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中國化就是最便捷的選擇。當主政者以虛擬的國際化把台灣納入中國的框架，也就自外於台灣的社會。

再來是「化約觀」，影響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是來自國內的政治壓力，特別是利益團體對於政黨的曉以大義，而國際協議只不過是挾洋自重的工具。如此一來，外部力量只是操作內部合縱連橫的一根摃桿罷了。

最後，在「建構觀」之下，政府可以說是結合國內與國外政治的掮客，而外交政策成為這兩股力量相互競逐的場域。國家在摸索如何與民間社會、以及國際社會互動之時，倒是可以嘗試著建構自己的認同。

如果以「結構觀」來看，陳雲林是來自宗主國的欽差大臣、巡按御史，前來宣示大中國的天威，而那些競相逢迎的政商名流，恰似南宋小朝廷滅亡前的臨安士大夫。如果以「化約觀」來看，陳雲林裝瘋賣傻，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相互套招，暫時利用台灣的外來政權羈糜政商統治階層。如果以「建構觀」來看，陳雲林是異族來使，當然要讓他知道，台灣人不像國民黨那麼懦弱無能。

坦承而言，我們無從得知究竟馬英九總統的自我定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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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2008/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