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鋒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在國際社會上，國家利益大體是用國家領土來作定義的，因此，國與國之間為了疆界劃分大動干戈，可以說是司空見慣；至於國家為了捍衛領海的漁獲權而反目成仇，也是時有所聞。戰後，冰島與英國為了鱈魚的撈捕四度劍拔弩張；在一九九五年，加拿大也為了比目魚與西班牙進行海空對峙，無非漁民的權益就是國家利益。

台灣漁船原本航遍五大洋，不過，在各國競相劃定兩百浬專屬經濟區以後，我國漁民在傳統的漁獲區動輒得咎，輕則吃盡漁獲、漁具、漁船慘遭沒收的苦頭，重則面對擄人勒索，往往讓人分不清究竟對方是海軍、還是海盜。

台灣與日本對於釣魚台主權的糾葛，肇於美國決定將沖繩轉交日本；因為領土歸屬的爭議，台日之間一直無法達成漁權協定。不過，儘管有國際法詮釋上的灰色地帶，在過去十年來，由於雙方刻意低調處理事故，在各自宣布擁有主權的情況下，彼此並不願意進一步擴大爭端。

近日，台灣海釣船在釣魚台海域被日本巡邏艇撞沉，到底對方在執行強硬驅離的過程中是否執法過當，終究必須仰賴司法解決。不過，在民意代表搧風點火之下，令人擔憂國家安全的大戰略，是否因此會有所改弦更張。

戰後，台灣的國家安全大致上是藉著與美國的軍事結盟來確保；日後，即使彼此沒有邦交，在『台灣關係法』的架構下，雙方還是維持相當的合作關係。二十多年來，這種雙邊關係還透過『美日安保條約』來強化；特別是在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安保新方針」，以「週邊有事」間接重申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承諾，基本上還是建立在三方對於中國這個共同敵人的防範。

由於馬英九以反共保釣起家，日本對於這位熱血青年聽其言、觀其行，恐怕是擔憂「親中」的成分大於「反日」。不過，馬英九當然也知道，在總統的職位上，自己的理念（或是意識形態）未必能凌駕國家利益的考量，因此，不管是深藍的鼓譟、還是民進黨的揶揄，他還是不為所動。

正如馬英九必須靠參加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來化解台灣人對於他作為外省菁英的趨避，他在選前祭拜日本籍的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除了說有幾分是想淡化選民對於自己出生地不在台灣的疑慮，多少也是試圖要化解日本人心中的問號。

在「不惜一戰」的背後，除了亙常不變的政客選票競逐，唯一的新變數就是江陳會談後、甚囂塵上的「聯中制日」思維，也就是在國共和談之後，中國一夕之間成為二次抗日的盟友。

只不過，不管是國家安全、或國家利益的考量，關鍵在於我們自己如何作國家認同的想像，而非囿於原生的血緣、或是文化上的羈絆。回到現實，是友是敵，我們還是很難理解政治人物的理性基礎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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