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鋒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聽聞中國四川大地震，台灣的老百姓慷慨解襄、踴躍捐輸，沒有計較這是一個部署一千顆飛彈、惡言相向的遠親近鄰，純粹是出於人溺己溺的人道關懷罷了。然而，對於台灣加入世界衛生大會的期待，中國照例斷然橫加阻礙，絲毫沒有一點傾聽弱者的意願，彷彿來自台灣的捐款連購買一點贖罪劵都不如。

面對不是很友善的巨鄰，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的「擱置爭議」呼籲，聽來似乎是異中求同的理性選擇。只不過，當中國設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緊摳咒、堅持「台灣的主權歸屬中國」之際，任何再卑微的和平企盼，聽來彷彿是一種求饒的姿態。

彼此既無「仇恨」，何來「和解」的必要？如果不想兵戎相見，又何苦央求「休兵」？究竟台灣人犯了甚麼錯、哪裡招惹了中國人？坦承而言，中國應該老早已經尷尬地體會到，對於台灣的任何打壓，只會強化台灣百姓對於中國的嫌惡、加速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凝聚，一個嶄新的想像共同體就在中國的催化中悄悄地形成。

回顧半世紀以來，台灣人與中國三度的接觸裏，由戰前的半山、戰後的外省人、以及當前的台商與台胞，集體的認同在逐漸由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最後發展到台灣人，這是自我認同的選擇罷了。其實，台灣人當年並未捲入國、共之間的鬥爭，而且在國民黨的教育下，「反共」並不一定等於要「反中國」，並沒有要仇視中國的必然性。

果真馬英九的「三不政策」，也就是「不統、不獨、不武」，可以化解美國對於「終極統一」的疑慮？接下來，如果中國願意給馬英九一個機會，我們以為，黨政府在積極規劃與中國協商對話之前，應該審慎進行三大議題的思考：

短期而言，我們的經濟體質是否有能力面對中國的政經劇變、或是操弄？也就是說，我們與中國的經濟整合，究竟是會朝功能主義來發展，也就是降低彼此的緊張，還是會朝新重商主義所預測，遲早會造成經濟上的倚賴，進而導致政治上的附庸？

中程而言，我們想像中的和平到底是何種境界？沒有爆發戰爭、維持軍事平衡、列強協力下的裁軍廢武、中立？還是形成某種包含台、中在內的東亞安全共同體，有如歐洲聯盟、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一般？要回答這些問題，政府必須對國際發展的判斷有足夠的縱深，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全球性角力、以及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局勢。

長遠而言，我們究竟要如何與中國定位，特別是在中國政治民主化、或是經濟富裕以後？我們是另外一個華人國家，還是一個像美澳紐加一樣的多元族群國家？換句話說，我們必須開始認真捫心自問，假設中國進入文明國家之列，而且國際社會願意保證尊重台灣住民實踐自決的權利，台灣人是否想要有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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