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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過程，拜登號稱外交政策的智囊高達千人，聲勢浩大、有點膨風，真正參與規劃的應該只有百人，其中，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是最高的顧問。當下，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基本上是前總統歐巴馬的人馬班師回朝，也就是圈內人，特別是國務卿布林肯、及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兩個人算是先進與後輩，很快就上手。他們所領導的班底，算是民主黨內部的中間偏左，介於進步派與中間派之間，相當務實，並沒有進步主義者所期待那麼「進步」，也就是妥協中的妥協，基本態度是不要出事就好。布林肯原本是國家安全顧問的熱門人選，最後卻重回國務院，應該是要借重他的外交專才，跟伊朗談判核武、以及處理伊斯蘭國。 早期的經歷 布林肯出身外交官世家，雙親都是猶太人，一向毫不掩飾對以色列的支持。他九歲時父母離異，隨母親搬到巴黎念雙語學校，法語據說是無可挑剔。他的繼父是經歷浩劫的波蘭裔猶太人，大牌律師、與歷來的法國總統交好，寫了一本回憶錄《血與希望》（Blood and Hope）；他生前接受訪問時緩頰，說布林肯他小時候老纏著想知道當年戰爭的經驗，所以，聽聞敘利亞發生毒氣殺人事件，難怪會回想到集中營的慘劇，因而日後在國會擔任拜登的幕僚，會遊說老闆支持美國出兵敘利亞、及利比亞，聽起來是相當悲天憫人。 他後來回美國念哈佛大學（1980-84）、主攻社會研究，接著到哥倫比亞大學拿了一個法學博士（1985-88）。在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之前，他在紐約、及巴黎執業當律師，有時候也投稿發表時論，譬如在《新共和國》（New Republic,
1991/7/8）雜誌寫文章談德國的墮胎政策，典型的自由主義文青。歐巴馬的顧問、政治學者阿克塞爾羅（David Axelrod）誇耀他優秀、貼心、誠實、老到。就個性上而言，布林肯有幾分重視形式主義，講白一點就是稍嫌矯揉做作。 在柯林頓當政時期，布林肯加入國家安全會議團隊（1994-2001），先是參與戰略規劃、兼總統演講撰稿人，後來轉而負責歐洲、及加拿大事務。小布希政府上台，閒賦的布林肯投稿《時代周刊》（2001/5/21），提到先前的工作主要是傾聽歐洲人批判美國人支持死刑；他覺得有點委屈，畢竟，連自己都反對死刑。他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2001/5-6）進一步闡述，認為除了死刑，歐洲盟邦對美國有相當大的誤解，也就是沒有內才、對外臭屁的看法，特別是把靈魂賣給資本主義、及軍工複合體；他指出，彼此的價值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距，細究之下，大西洋兩岸在文化、經濟、甚至於戰略上有相當大的聚合。 由於拜登在政壇上打滾了將近半個世紀，大家都熟識；然而，儘管他在外交政策有自己的想法，一般的評價卻是缺乏宏觀、見招拆招。還好，布林肯相隨多年，兩人的關係被形容為「心靈契合」，所以，他在重要關頭還是勇於說出不同意見。布林肯描寫拜登的待友之道，在私底下要儘量保持相當大的差異、至於公開場合要儘可能表現出沒有距離，相當傳神：由此可見，對於拜登來說，中國絕非美國的朋友。在理念上，布林肯支持民族自決原則，所以，過去曾經要求土耳其讓境內的庫德人自治。不過，在行事上，他算是比較低調的人。 初試啼聲的通盤交往策略 布林肯任職於參議院外交委會時（2002-2008），戰略思想才比較有完整的呈現。首先是在《華盛頓季刊》（Washing Quarterly,
2002/Spring）發表了一篇〈贏得理念的戰爭〉（Winning the War of
Ideas），認為美國要是不能贏得全球的理念之戰，那麼，阿富汗戰爭是白打的；他強調，說服是一種力量，主張外交官必須改善溝通的方式，特別是應該傾聽，不要讓人家留在十九世紀歐洲人對美國人的觀感，也就是粗線條、沒有教養、物質主義、自我中心。他援引奈伊（Joseph Nye）「巧實力」（smart power）的概念，美國必須結合盟友、及尋求妥協才能化解別人對於美國自行其是的不滿。 布林肯同意，實力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磐石，然而，在這全球化的時代，美國需要他國的積極合作才能擊潰敵人，因此不能固執己見採取單邊主義；他指出，畢竟有些批評未必是沒有道理的，要是不能化解怨氣，最壞的情況是擴大敵人的勢力。他提到冷戰時期所盛行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強調美國政府必須去瞭解、告知、並影響外國大眾，特別是異議的知識份子、政治人物、及藝術家，聽來暮鼓晨鐘。比較特別的是，他主張美國外交的優先是敦促他國保障媒體自由、著手教育改革，如此，才有可能掃除偏執、偏狹、及蒙昧。 他緊接著又在學術期刊《生存》（Survival,
2003/Winter）發表〈由先發制人到交往〉（From Preemption to
Engagement），主張採取通盤交往的策略，強調必須整合威脅降低、核武嚇阻、全球反恐、以及發揮軟實力等四大政策，洋洋灑灑，大致上事前者的擴充。他批評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調整柯林頓的國際主義，外交上改弦更張為新孤立主義、甚而採取單邊主義；為了對付恐怖分子，美國放棄冷戰時期奏效的嚇阻、圍堵，還把軍事上的先發制人（military preemption）無限上綱為教條，根本是跟防禦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混為一談。 布林肯不忘（幫自己）澄清，小布希總統在2002年要求國會授權出兵攻打伊拉克，當時擔任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拜登儘管支持，其實並不認同把先發制人當作一體適用的教條。時任國務次卿的波頓（John Bolton）表示，膺懲伊拉克可以收到示範效果，也就是其他地區的國家將不敢以身試法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布林肯不以為然，擔心美國這樣的作法會有反效果，譬如北韓、及伊朗加緊發展核武，而其他國家甚至於有可能會錯意，以為應該先下手為強，譬如中國就很可能對台灣出手。 由歐巴馬到川普政府 在2008年大選，布林肯加入拜登的競選團隊，選後再度進入白宮（2009-14），先擔任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最後升為歐巴馬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主要負責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伊朗的政策擬定，特別是該地區的核武發展。在2015年初，布林肯被調到國務院擔任次卿，直到歐巴馬下台為止，他自詡勤跑亞太地區，光是到國務院的第一年就跑了六趟，蔡英文是在這段期間見到布林肯。布林肯最津津樂道的是，賓拉登被突襲擊斃之際，自己在戰情室裡頭，就站在歐巴馬總統旁邊觀察實況轉播。 在川普上台後，布林肯隨俗跟友人合開了一家顧問公司（WestExec），公司的口號是「把戰情室帶進董事會」，無非幫軍火商拉攏政府機構，主要是兜售無人機，說穿了，就像過去的季辛吉一樣當掮客。他在2017年底（11/8）投書《紐約時報》，比較川普與習近平的作為，認為前者把全球性的領導權憑空讓給給後者，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氣候變遷、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等等。他諷刺道，人家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忙著在造橋，而川普則是瘋狂地在豎立與墨西哥為界的圍牆。 川普就任兩年，布林肯又投書《紐約時報》2019/1/28），認為這是美國外交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不說必須經過參議院同意的705個位置尚有275個空缺，國務院的198個缺竟然有三分之一空懸。他發現，不管是應該由總統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由國家安全顧問召開的首長委員會、或是由副國家安全顧問召開的副首長委員會，基本上是冬眠的。既然身邊缺乏有經驗、有知識的正派人士，視每天的總統國安會報為無物，那麼，面對危機之際，總統怎麼有辦法從事清晰而明智的決策？這是相當嚴厲的指控。 總之，布林肯認為，俄羅斯想要東施效顰蘇聯在冷戰時代的作法，想辦法劃定勢力範圍，而中國所關注的則是維持內部的穩定，至於推銷所謂的「大國關係」模型，盤算的是跟美國瓜分太平洋；他表示，老掉牙的勢力範圍是行不通的，因為霸權往往貪得無厭，因此，擴張只會帶來壓迫及反抗，終究只會危及美國的經濟利益而衝突。他對於川普把亞洲的經濟領導、及戰略影響讓賢中國，相當不以為然；同樣地，他抨擊川普在外交上自我孤立，特別是惹惱歐洲的盟邦德國，又讓中國、及俄羅斯趁虛而入，相當不智。不管如何，外來四年，國務院的角色將會重於國防部、及中央情報局應該可以昂首闊步，不再蹣跚踉蹌。 戰略觀浮現 歐巴馬在總統任內，嘗試把重點由中東拉到亞洲，也就是所謂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不過，他比較不重視傳統的地緣政治，因此，眼睜睜地看著習近平的中國、及普丁的俄羅斯的坐大。事實上，不管是敘利亞政策失敗、還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都是歐巴馬最大的外交污點。此番，民主黨捲土重來，承認光是經濟合作、及交往是不夠的，而所謂的「負責任的利害關系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更是在實務上行不通的。 在2019年初，布林肯與布魯金斯布魯金斯學會的卡根（Robert Kagan）合寫了一篇〈優於美國優先的途徑〉（A Better Approach to
American First），認為當下的國際社會宛如充斥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及煽動者的1930年代，而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混雜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及仇外意識，因此主張所謂「負責任的全球交往」（responsible global
engagement）途徑，強調預防性外交及嚇阻、貿易及科技、盟邦及制度、及移民及難民四大課題，可以隱約看到拜登總統選戰的國際戰略觀雛形，我們把重點放在第一項。 兩人主張要在危機出現、或擴大之前，就要先想辦法防微杜漸，具體的作法是以積極的外交為主、軍事嚇阻為輔。他認為從冷戰結束、德國統一、到巴爾幹半島的和平，美國的外交厥功甚偉，而川普政府卻耗盡資深外交官。兩人認為，好話說盡、光說不練，並無法阻止普丁、及習近平擴張勢力範圍的野心，必須要讓對方相信光憑武力注定失敗、領悟唯有透過合作取代侵略才能有所得。簡而言之，如果沒有武力作後盾，不可能談和、更不用說強行媾和。 由於卡根在立場上屬於新保主義（Neoconservatism），布林肯跟他共同執筆，可以看出並不排除出兵介入，難免被視為鷹派。拜登誓言外交回到正軌常態、強調對傳統外交的重視，聽起來似乎有點懷舊的樣子，譬如由美國領導的多邊主義、以及採取所謂的戰略耐心，當然會讓人質疑是否歐規拜隨；然而，究竟將會是復原主義者（Restorationist）、修正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還是執兩用中、甚至於自我矛盾，值得觀察。特別是他在參議院行使任命同意權的聽證會上，表示同意川普對中國採取較強硬的手段，引人遐想。 布林肯在總統大選的時候表示，由於川普的關係，美國的戰略位置落後中國；儘管如此，短期內看不出拜登政府有會重大的調整，尤其是關稅方面。在上述同一場聽證會上，布林肯表示中國是對美國挑戰最嚴重的國家，聽起來似乎勢不兩立；然而，觀察家注意到，他的用字遣詞相當小心，刻意使用「國家」（nation-state），而不像川普政府強調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應該是別有用心，認為包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及氣候變遷課題，還需要中國的配合，尤其是描寫前者為「最嚴重」，可見國家安全的輕重有別。布林肯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訪問表示（2020/9/25），癥結在於美國本身，美國人必須反躬自省，譬如經濟及勞動的競爭力落後、民主政治制度的強度、與盟邦的關係是否活絡、以及對於自己的價值觀是否有信心，不要像鬥雞一樣老是要找人單挑，算是肺腑之言。 對台灣的看法 布林肯在2016年春（4/28）前往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除了老生常談三報一法下的「一個中國政策」（on-China policy），他還表示致力於台美關係的深化，並誓言會敦促海峽的雙方基於尊嚴及尊重，持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如此才能奠下和平穩定的基礎、進而巨幅改善彼此的關係。中規中矩，此後要是複製、剪貼，文字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在去年（2020/5/20），布林肯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訪問，被問到美國與台灣的合作是否為常態？他首先對於世界衛生組織拒人於千里之外表示惋惜，在政治、及防疫實務上都是大錯特錯，因此主張，不管是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還是分享經驗，都有助於世界。布林肯指出，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多年來與中國關係不錯，要歸功於成功處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講白話一點，就是美國跟中國對台灣有起碼的共識，彼此的關係才走得下去。 在選戰打得火熱的時候（2020/7/31），布林肯接受彭博社（Bloomberg）訪問，被問到中國逐漸勒緊香港之際，是否接下來會想改變台灣的現狀，他前所未有答道：「要是讓中國以為可以犯錯而不受罰，令人擔心會對台灣採取同樣的手段」。具體的作為呢？他空泛地答道，拜登將會揭露中國的介入，來強化對台灣民主的捍衛，有氣無力，好像在騙三歲小孩。他認為諷刺的是，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成功的故事，其實是美中如何處理台灣的成果；聽來似曾相似，不知道是總算鬆了一口氣、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民誌月刊》2021/04，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