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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認同（personal identity）來自多重的來源，除了父母天生賦予的血緣、及出社會後建立的關係，最特別的是唸書的經驗，這是自己探索人生的第一步，透過學校這個場域與同學、及老師互動，再回頭反思，究竟自己是什麼？我應該做什麼？對我來說，台中一中一直佔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我是在阿罩霧（霧峰）出生的，不過，由於家父的工作，小學就讀了五間，一路由蘇澳、宜蘭、三義、霧峰、回到彰化（祖厝在鹿港）。國中念的是彰安國中，當時老師鼓勵大家念彰化中學。有一次，父親在週末帶我回他的母校（伯父也是這裡畢業的），我就打定主意要考一中。 那一屆，我們有三個同學來考一中，都有上，日後三個人又考上台大。我很喜歡唸書、討厭考試，尤其是要死背的科目。聯考作文因為批評政府的政策掛零，低分掠過。那一年，錄取分數比往年低，校長段茂廷一開頭就下馬威，老是罵我們這屆的水準低，果真，聯考只有一名應屆台大醫科。 高一沒有分組，教室在麗澤樓，導師是留日的國文仙彭紫雲（苗栗人），恰好是家父二十多年前的導師。高二分組，陰錯陽差留在甲組，搬到新建的莊敬樓，導師是教地理的王輝。高三終於轉到丙組，教室在慎思樓，導師張拱英也是教國文的先生，他的名言是要我們「尖端放電」。 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一的英文老師李德馨，每回上課進教室會要我們用英文描述她的姿態表情，另外，她也鼓勵同學看電視長片不要看字幕。影響最大的是數學老師黃呈明（彰化人），很會解題，有一回上課，他忽然要我們放學趕緊到校門外的書店去買一本黨外雜誌《台灣政論》，否則很快就會查禁。
在那噤聲苦悶的時代，黑暗中忽然出現一盞明燈，那是靈魂思索的激勵。回國後，黃老師在電視上看到我上節目，打電話去問在豐原當醫生的同學，跟他通過電話，聲音沒有改變，一樣熱情，我寄了幾本拙著請他斧正。在前幾年的建校百年的活動中，與廖天才老師同桌，才知道他已經過世。 台中一中的意義，在於這是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為了突破殖民體制的制約，千辛萬苦，出錢、出地所建立的。我們知道，當時只有日本人念的學校才能稱為「一中」，先賢的堅持，總督府才讓步。所以，台中一中孕育著現代的「台灣民族主義」，想要有自己的國家、而非官逼民反的抗爭而已。 當時，台灣人只有長老教會的長榮中學，祖父畢業後只好渡海到日本念岡山中學。一中創校有「創校五先賢」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及蔡蓮舫，其中新庄仔舍林烈堂是曾祖母的親弟弟、林獻堂則是堂弟；新庄是指台中後車站，相對於舊庄霧峰。可惜曾祖父病死他鄉、未能共襄盛舉。 我剛到台大唸書是，學校偶而會廣播一中校友的活動，孤陋寡聞，才知道跟台南一中撞衫。先前跟一位政治人物吃飯，同桌的幾乎都是台南的鄉親（我是台南人的女婿），這為仁兄忽然談到他們大學的時候相當瞧不起台中一中，我很好奇地問為什麼，他說是聯考的表現，我幾乎昏倒。 其實，念哪裡都一樣，關鍵在於能否發揮自己的潛能，同時又能對國家社會都有貢獻。每個學校都有其歷史、及傳統，譬如高雄中學在二二八事件的英勇表現。我聽學長們說過，戰前如何跟日本人周旋，戰後，不少校友在白色恐怖中身陷囹圄，我們一中人對抗外來統治者從不落人後。 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唸博士的時候，最照顧我們的台灣同鄉是學長施忠男，就像日本時代的台灣人飄洋到日本讀冊，自然會受到同鄉的無私照拂。同學會的學生都稱他為「忠男兄」，我尊稱為「叔仔」，後來才發現，妗仔應該是阿姑，因為她是林烈堂的外孫女，一中讓我們無形中連在一起。 僥倖在1991年回來台灣，互動最密切的學長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大將許世楷。或許是因為都是念政治學的，而台灣人多半是讀醫學、或理工，所以，即使留日的相對上比留美的嚴肅，兩人有共同的專業訓練、很談得來；他把制憲、及原住民族的學術工作交代給我，在他的領導下成立「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在台北，老學長許秋滄、及王紹宗找我去當校友會文教基金會的董事，補許常惠教授的缺，固定會餐敘，聽他們講當年的事，特別是戰後那段時間，也就是前總統李登輝所說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我知道他們的用意，是要把集體記憶交給我傳承下去。可惜，我已經花甲之年，還是最年輕的。 或許是學校不鼓勵文科，我在社會科學碰到的一中校友不多，譬如政治學的李榮秋、張壯熙，經濟學的林健次、洪財隆，其他絕大多數是二中的朋友。在政治圈子，李應元是台獨聯盟的大哥，立委黃國書則是學校有難義助，點滴在心頭。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被視為「李登輝第二」，值得觀察。 這幾年來，熱心的校友積極推動母校紅樓改建，剛下台的台中市長林佳龍允諾協助，聽說新市長盧秀燕的先生也是一中校友。目前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當中，黃國書、及張廖萬堅是校友，另外，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有志更上一層樓的江啟臣立委也是校友，三億的建築費用就政府預算而言是小事。 我沒有看過紅樓，但是學長一直會提起，畢竟，紅樓就是一中反殖民的象徵、也見證台灣人仕紳不分畛域攜手合作。如果由西方來看，百年建築可以維持的好好的，統治者也許把紅樓當作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建築，下手拆毀毫不留情。目前，「新式」的校門過於後現代，彷彿是嘲諷淪為一中商圈的附屬品。 其實，各行各業有很多的傑出校友，尤其是企業界，問題是如何讓大家認同而解囊。首先的要務，是如何強化各地校友會、讓一中人願意加入。以個人為例，儘管有一兩位同學偶而吃個飯、打電話聊聊，高中畢業後沒有辦過同學會，缺乏的是一個比較雞婆的人出面聯絡召集。 目前台北的校友會，大體上是以聯誼為主，除了過完年的團拜，偶而會有小型旅遊、或是球賽，另外，母校管弦樂隊每年會來表演，有空的人會去捧場。我想，這是所有校友會面對的難題，既然不希望政治立場彼此尷尬，努力安排的其他議題未必能吸引人，年輕校友更是無暇。
*《中一中校友通訊》2019/3/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