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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會議日前針對『都市更新條例』做出違憲的裁決，特別是缺乏程序正義的條款。不過，台北市政府在第二天立即舉辦記者會表示，根據「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釋憲的結果並不會影響「文林苑」。市府出面消毒，無非要掩飾去年以「依法行政」為由、蠻橫拆除不願參加都更戶的尷尬，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釋憲不能馬上停止市府的錯誤作為，那麼，就如同美麗灣事件一樣，地方政府可以不顧司法部門的判決，在行政獨大的情況下，台灣的民主發展岌岌可危。 所謂「法律不溯及既往」的說法，其實是一項基本的人權保障原則，用來保護人民免於法律的回溯性處罰（protection from
retroactive law），特別是刑法。也就是說，如果人民的行為有錯，必須在事先有法律規範，否則不應該處罰。這項原則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宣言』（1789）第八條： 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經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同樣地，『美國憲法』（1789， 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 之所以有這樣的規範，目的是防止回溯性的法律破壞法律的穩定性，避免人民因為新的規定而動輒得咎，進而對於法律沒有信心。總之，出發點在於保護人民的權利。 然而，國際上的法學專家並不認為禁止回溯性的立法是絕對地，最主要的理由是現行的法律（包括國際法）可能有所疏漏，因此，如果在必要時不進行回溯處罰，可能無法彰顯公義。也就是說，處罰有兩大類，一為嚇阻未來再犯，因此，新法的適用是將來性的（prospective），也就是既往不咎；相對地則是修復式的（retributive）處罰，是整個社會對於道德犯行的修復，因此，在必要的時候，即使犯罪之際並未違法，卻違犯了自然法則，只好事後立法加以處罰。 譬如紐倫堡大審，總共有177名德國、及奧地利納粹黨羽被起訴，最後，除了35人無罪，25人被判死刑、20人被判無期徒刑。在過去的戰後軍事審判，審判的對象侷限於國家元首、或是最高軍事統帥，也就是說，其他人可以使用接受上級命令來脫罪；然而，英美法蘇四國法官以「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起訴，可以說是國際法前所未有，因此，也有一些有名的法學家反對。終究，大部分的法官同意，納粹的戰爭罪行令人髮指，非得破例回溯加以處罰。 另一個回溯性的例子是英國的Shaw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判例（1961）。當時，這位Shaw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公佈妓女的姓名及住址，因此被控污染公共道德。Shaw進行上訴，宣稱根據當時的法律，根本沒有這種罪行。然而。不過，法官堅持原判，認為法院是公共道德的捍衛者，具有保留的權力來處罰破壞社會福祉者。 總之，儘管「法律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則，卻不是基本人權，也就是說，如果犯行違背人類的基本原則，就不能無限上綱。因此在國際上，不管是國會、還是最高法院，多半還是願意採取修復式的處罰途徑，也就是接受回溯性的立法、或是判決。所以，台北市政府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說法，畢竟只是「原則」，並非放諸四海皆準「通則」，因為有原則就有特例。 更重要的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主要適用於保障人民的「權利」（right）、而非用來包庇政府的「權力」（power）。當國會的立法、或是行政的措施有缺失之際，特別是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這時候，司法部門出面替人民伸張正義，以防止行政及立法部門沆瀣一氣，這就是三權分立的制衡精神。既然大法官會議已經宣判『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違憲，而憲法的位階優於國會立法，那麼，在限期修法之前，所有的侵權作為應該停止、甚至於必須採取修復才對。 根據我們對於美澳紐加作法的理解，一旦最高法院作出判例，在完成修法之前，行政部門必須根據判決的精神作為，也就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然而，我們的行政部門向來曲解「法律不溯及既往」，把保障人權的原則拿來當作濫權的保護傘，強詞奪理、以訛傳訛、以偽亂真，莫此為甚。 當各部會對於立法院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視若無睹，其實是藐視民意；當台北市政府公然挑戰大法官會議的判決，令人懷疑，是否企圖在國會之前先下手為強，匆匆地將現有諸多疑點重重的都更案加以合法化？監察院跟檢調單位應該有所作為，否則，也會被視為幫兇而被唾棄。 *《臉書》2013/04/29。主要整理自James Popple的”The
Right to Protection from Retroactive Criminal Law”（Criminal Law Journal, Vo. 13, No. 4,
pp. 251-62, 19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