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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謂的「程序正義」，也就是法學上所謂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又稱為「合理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意思是說政府在運用憲法所賦予權力（powers）之際，必須尊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rights）。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惡名昭彰的『凱若案』（2005）宣判後，各界紛紛提出各種如何防止濫用徵收權的改革方案（Hudson, 2010），包括（一）提高透明度，讓老百姓知道政府決定使用徵收權的過程；（二）督促地方於政府調整相關法令措施，使其更加周延，讓徵收的程序能審慎進行，避免便宜行事；以及（三）從正當程序著手，希望以司法權來制衡立法部門所賦予行政單位的徵收權。 我們知道，不管是資訊的透明化、還是行政措施改弦更張，都必須經過立法部門賦予正當性，難免受到利益團體左右，進而發生立法與行政相互勾結的現象。在三權分立的基本精神下，為了幫助百姓對抗來自政府的威脅，不用擔心自己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政府恣意徵收，因此乾脆讓法官來定義甚麼叫做公平、正義、以及自由，由司法部門來充當捍衛人民基本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Wikipedia, 2012a）。 正當程序起源於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 1215）第39條的規定：「除非經過合法審判、或是根據本國法律所訂，不得捕捉、囚禁、或放逐任何自由人，也不可剝奪其權利或財產」。美國除了在憲法第五修正案對於徵收私有財產有明文規定，另外，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也規範：「非經法律的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是財產」（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也就是財產所有者應該享有「正當程序的權利」（due process rights）。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姆蘭妮判例』（Mullane
v. 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 1950）中詮釋，有關於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不得恣意剝奪人民財產的司法訴訟，不可以因為有形式上的公告就算了事，譬如登報的通告方式未必可靠，必須經過合理的考量後，事先給予當事人妥適的告知（proper notice），否則，憲法對於人民享有正當程序權的保障將形同具文。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在『高柏格判例』（Goldberg
v. Kelly, 1970）中裁決，政府如果要剝奪人民的權利，（一）必須事先透過司法判決、或是行政聽證會的方式來進行，（二）必須事先作及時而充分的通知（adequate notice），以便讓財產所有者可以有機會作有效的辯護、或是對質，以及（三）最後的裁定者必須大公無私（impartial），不可以是先前決定徵收案者，瓜田李下者必須迴避。 最後，針對到底「要有多少程序才算正當」（amount of process
due），也就是程序應該嚴謹到何種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馬修斯判例』（Mathews v. Eldridge,
1976）提出三項必須斟酌的指標，又稱為「權衡原則」（balancing test）：（一）就財產所有者而言，因為政府的作為而可能遭受的損害的究竟有多嚴重、以及當事人想要保有自己財產的意願有多強；（二）到底政府作為可能犯錯而侵害人民權利的機會有多大，以及新增／採取全新程序的保障可能帶來的好處有多少；以及（三）新增程序可能給政府帶來的額外成本、及行政負擔，以及相對上有效司法判決對於政府可能產生的益處。 由上述三個判例來看，程序正義包含程序權、以及實質權（圖5）。最起碼的要求是政府在進行徵收之前，必須有充分的告知，讓財產所有者作有機會替自己好好辯護；再來是要求司法出面裁決，以免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與建商沆瀣一氣，以國家機器強行奪取老百姓的財產；最後是衡量人民保有私產的意願、以及喪失土地可能造成的損害，並權衡調整行政程序給政府帶來的效益、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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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2012/04/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