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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中國社會分歧的新界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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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眾多的中國，『戶籍制』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控制的一項重要方式﹔如果要在某個城市工作，必須擁有該城市的戶籍，如果不具備該資格被查獲，將被遣送回原戶籍地﹔儘管如此，在中國經濟不均衡的發展之下，城市成為經濟發展最迅速之處，同時也成為大量貧困農村人口心目中的天堂，而這也造成中國大城市嚴重的人口黑洞，成為城市治安的不穩定因素。 為了迎接加入ＷＴＯ之後激烈的國際競爭與城市競爭利的優勢，中國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逐步開放該城市戶籍的申請藉以吸引人才留駐﹔然而，在這些城市開放戶籍的對象，事實上僅限具有相當學歷的專業人才或是在該城市有一定資產者。在這樣的身分限制以及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之下，城市將成為中國內部社會分歧的新界線﹔因為，城鄉與貧富之間差距劇烈地拉大是中國現今最大的社會問題，而其再將資源高度集中於城市的結果，將使城鄉與貧富呈現一種空間的區隔，而這個空間區隔，恰好使城市成為其社會分歧的界線。 事實上，中國城鄉之間的對立並非始自今日，從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戶籍制度便成為架構城鄉對立的最重要制度性因素﹔再加上中國曾有一段時期仿效前蘇聯的工業化生產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城市成為工業化生產的重鎮，改革開放之前長期作為中國第一大工業城市的上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此安排之下，鄉村成為集結資源支援城市工業化的角色，城鄉對立也就在這個不同分工角色之下初步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城鄉對立是建立再工業化生產模式意義之上的﹔城市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論述裡，並不具備正當性的基礎，因為，該政權的論述建立在農村平民的基礎上，舉凡與城市相關的論述，皆被視為封建保守的遺毒。城市，這個名詞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逐步具有現代化意義之下的城市意義﹔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城市成為經濟發展的受益者，農村的發展停滯不前，據統計，中國農村仍有一億七千萬的絕對剩餘人口，農村問題依舊是中國傳統的病徵。 在戶籍制度背後隱藏的是社會流動機制的缺乏，而戶籍制度也形成中國特殊的城市心態，中國民間流行的俗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外地人﹔廣州人看外地人，都是打工仔』正好說明這種城市心態。事實上，在中國的大城市裡，擁有大量的城鄉移民﹔在這些城鄉移民當中，憑藉專業獲得城市戶籍者僅為鳳毛麟角，絕大多數是教育程度不高的非法城鄉移民﹔即便是在大城市裡，城市居民與城鄉移民之間已有一道清楚的階級劃分，如果放大到整個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更是宛如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裡，技術官僚扮演了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角色，而一切以『發展』為導向則是其特色﹔現今，中國官方以『保七』（經濟成長率維持再百分之七）為目標﹔然而，中國官方卻面臨一個經濟成長與社會結構之間如何平衡發展的難題，城市戶籍的開放，其實是原本佔盡優勢的城市伸出巨掌攫取更多的資源於一身，在城市光鮮亮麗的背後，犧牲的是更多受城市剝削的鄉村，城市因而成為中國社會分歧的新界線﹔而農村問題也將再一次成為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國大陸對於日本一向有強烈的民族情緒，大學生中抗拒學習日語作為第二外國語的所在多有；不過，日本偶像劇的熱潮此刻卻席捲以上班族為主的都市男女。 在中國大陸所流行的日本偶像劇，其劇名對台灣的『哈日族』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例如『東京愛情故事』、『東京仙履奇緣』、『庶務二課』等，但，偶像劇的流行代表了什麼樣的文化或是社會意義？被日本文化學者岩淵功一稱之為『沒有氣味的文化工業產品』的日本偶像劇，雖然是日本製造，但是劇中真實而具普遍性的場景，卻滿足了不同群體對不同議題的投射，最普遍的投射是關於職場工作與愛情的。 此外，另一種投射較容易被輕忽，岩淵功一對台灣偶像劇熱潮的研究中指出，台灣的偶像劇熱也根埴於經濟後進國對先進國文化工業產品的嚮往，雖然美國是經濟先進國中對台灣影響最大的，但是從文化親近感的角度來說，日本卻是最具影響力的，也因此，日本偶像劇出現之後，旋即捲起日本文化工業產品風潮。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日本偶像劇風潮與台灣有相當大的差異，由於潛在的歷史恩怨，日本在中國大陸除了SONY、柯達等產品能夠打開此地市場之外，日本文化工業產品並未受到太多的重視；那麼，對中國大陸的喜愛日本偶像劇的中產階級來說，偶像劇又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群體。 這個群體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產生於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許多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開始進入三資企業（這也是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最主要的來源之一），形式上，相對優渥的薪水已使這個群體在社會上佔在一個較好的經濟位置，也初具中產階級的雛形，但是實質上，中產階級這個群體的自我認同尚未形成，一個重要因素是雖然年輕人視進入三資企業為一個好的工作，但是工作過程裡因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以及傳統中國大陸特殊的社會習慣所產生的文化衝突，三資企業的工作只是一份不錯的『工作』，沒有以工作為基礎的集體認同。 中產階級集體認同的產生除了與經濟地位有關之外，也與社會地位有關，而社會地位的流動也與文化工業體制的型塑有關。 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以及有限度的言論開放之後，大量以中產階級為訴求的廣告開始出現在大眾媒體，中產階級這個身分彷彿此刻才被社會承認似的；而廣告裡中產階級的生活型態也迅速地被認為是值得追求的生活目標。 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過程其實走得相當崎嶇，去年羅大佑於中國大陸所舉辦的演唱會也許就可視為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集體宣洩，在這場被堪稱為可能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聽眾年齡層最老的演唱會裡，就聚集了相當多的中產階級，羅大佑對這個群體的人來說是一個時代的標記；當羅大佑的歌曲進入中國大陸之際，恰逢經濟開放之初，整個中國大陸服裝色系仍是非黑即藍，而這批中產階級還在大學讀書或者是剛進入三資企業，這個群體作夢也沒想到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會產生如此地劇變，而自己竟然是中國大陸歷史上幾次改革中唯一成功的改革裡的幸運兒！ 日本偶像劇受到中產階級的認同，除了說明一種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與價值正式成型之外，也說明了文化工業體制對於型塑某個群體的社會地位的影響力，在充斥著中產階級生活型態廣告背後，支撐這些廣告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是否強大到如此的地步？ 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在主要大城市的分布，有人提出一個有趣的比喻：北京像骨頭－－因為北京是富裕階層一端和低收入階層一端較為突出、中產階級相對為少的城市；上海像棗核－－因為上海是中產階級佔多數的城市；廣州像金字塔－－隨收入遞增而人數遞減；而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就像北京所被比喻的骨頭。這個比喻說明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中產階級群體認同以成型，但其分布就像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一樣，具有不均勻的特性，而這個群體所能形成的社會力量也還極為有限。 此地的文化評論者曾以服裝設計中『高級灰』的色系來形容中產階級，高級灰是世界許多國家大城市所流行的色系，這種色系的愛好者是具有專業知識、理性的以及略帶拘緊的中產階級，也因為許多中高級的時裝採用這種顏色，能夠消費起高級灰色系服裝的也是一些中高收入階級；『高級灰』的比喻說明了中國大陸中產階級自我認同的成型，而在自我認同成型之後，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是否會像其發展國家裡的中產階級一樣發揮其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力？這是值得用時間像度來觀察的。
今年年初，帶有智庫性質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報告之後，引起中國各界的熱烈討論，其中，以「階層」取代「階級」的論點，更是引起不同程度的爭議，因為這形同中國共產黨政權正當性論述的急轉彎；日前，在法國媒體報導此事之後，引起中國高層「老左派」的震怒，認為此觀點茲事重大且「家醜外揚」，中國社會科學院內部更是舉行內部座談批判這項研究的錯誤。在此，中國知識份子左右勢力之間的拔河及其與政治之間的關聯，值得重視。 事實上，從８０年代的改革開放起，中國的左派與右派之間便一直針對改革開放有激烈的辯論，９２年鄧小平南講話之後的全面市場化之後，其辯論更達到高峰，席捲知識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激烈論戰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在左右之間長期的論戰當中，知識份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知識份子」此一名詞，在中國的脈絡之下有其獨特的意義，８０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知識份子這個群體開始透過中國本土與西方的思想資源當中，填補其４９年建國以來喪失已久的獨立人格與對公共事務的缺席，自始，開啟了知識份子的不同涵義；８９年的天安門事件，對知識份子的集體力量產生嚴重的挫傷，再加上９２年之後的全面市場化，中國政府其實已向政治光譜的右翼移動，而其向右移動所產生的社會變遷過程，例如大量的下崗工人、嚴重的貧富與城鄉差距等現象，恰好突顯學院右派的學院化與左派的尷尬。 現今中國知識界當中的右翼，篤信發展主義的觀點與新自由主義的信條，其認為改革開放以及與國際接軌是中國達到強國目標必走的路程；儘管中國與西方政治體制不同，但自由主義「有限政府與強調市場機制」的理念，仍為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所信奉。這批新自由主義者多以經濟專家學者的姿態出現，而因為中國政府現今「發展壓倒一切」的路線之下，這批學者當中許多也成為政府政策的辯護者；「市場至上」也從議論成為政策的現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凡是遇到經營不善的，就是走向市場化。然而，這批學者專家眼中似乎只有以發展市場機制達到強國的美夢或是中國經濟成長率再維持７％的成長率；這批專家學者忽略了中國實際的社會危機並非其在學院所能想像，而其據以論斷的統計數字又經常是錯誤的，如同「亞洲週刊」所指出的，下崗工人並不在中國官方統計類別中的「失業類」，實際失業人口超乎想像。 面對學院化的自由主義學者，中國的左翼一樣尷尬；雖然中國仍以「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旗號，但左派在「社會主義」中國卻已成為政治上的非主流，不僅幾次重要的論戰最終被官方向右移動的現實所牽制，甚至這一兩年來，幾個著名的左派網站也被官方所封鎖，左派的尷尬不言可喻。儘管現今中國左派的主張各有不同，但反對全球化（包括中國加入ＷＴＯ）與關懷弱勢群體（如下崗工人與「血汗工廠」的勞工等）是其共通點，但作為政治非主流的左派，現今卻也缺乏著力點。 雖然持自由主義信念的知識份子嘗試拋開中國共產黨傳統的階級論述，嘗試以階層取而代之而被老左派拍了一巴掌；但左右兩派的知識份子都無須為此興奮或氣餒，因為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學院的右派或是尷尬的左派，面對兩極發展的中國，似乎沒哪一方可以清楚地掌握或是改變現狀；無怪乎「中國強盛論」或是「中國崩潰論」的兩極觀點也在中國以外的國度裡爭論不休。
「喉舌」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新聞界的自我定位與工作傳統，其意義就是新聞是為共產黨所服務的，而共產黨是標榜為人民服務的，所以媒體其實也就是為黨和人民服務的；但是，從中國90年初期面市場化之後，媒體也隨之市場化，與之相隨出現的是媒體意見的多樣化；也因此，在全面市場化之後的江澤民時代，創造了一個新的語彙，叫作「輿論導向」，這個語彙已經成為中國新聞界工作的新價值與官方宣傳部門講話當中必定提到的詞語。 到底什麼是「輿論導向」？基本上，這個語彙指的是在相對開放的空間裡，言論會有多樣化的情形出現，甚至其中可能有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新聞報導必須符合對整體社會、民族發展有益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江澤民在中國十六大演講的題目與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但是，輿論導向跟小康社會有什麼關聯？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不均衡的發展，與之而來的是社會階層的分化與貧富不均，到底該以什麼樣的整體概念來涵蓋組成這麼複雜、不同群體差距如此之大的社會階層，中國官方已有研究單位進行研究但始終未定調；與此同時，媒體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進行自我定位，媒體創造了「中產階級」、「小資」（小資產階級）之類的名稱來指涉一些新興的社會階層；2000年至2002年之間中國媒體就有不同社會身分想像的激烈論爭。 2002年十六大小康社會的提法確定之後，媒體之間不同社會身分的論爭也就告一段落；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媒體之所以不再那麼有系統地建構自己的社會身分想像，只不過是為了避免「政治犯規」。儘管中國媒體言論開始多樣化，不過官方仍扮演足球場上裁判線審的角色，雖然執法相對於過去寬鬆，但是只要越位他還是會吹哨判犯規；也因此，在中國媒體運作流程裡，只要是中國領導人要發表重要講話，頭版版面一定是空下來，等著新華社的新聞稿然後全文照刊。 但是，事情沒那麼簡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媒體深知政治犯規不能犯，不過，媒體依舊可以繼續鼓吹他的「中產階級」、「小資」之類的說法，媒體之所以非得說這些，因為有了清楚的市場，才能吸引有不同消費者訴求的廣告商刊登廣告；媒體當然也知道，只要政治上不提，但是骨子裡繼續說，一切都沒有問題。從政治上來看，「中產階級」與「小資」這些概念，看起跟小康社會沒什麼衝突，前者是社會某一個階層的人的生活方式，後者則是總體社會發展的目標；但是，以中國今天貧富差距嚴重的狀況來看，小康社會的說法其實是想透過「未來的幸福」消弭許多人的疑慮，此刻，如果媒體對某些人的優質生活一提再提勢必破壞居多數這些人對美好明天的想像。 中國媒體當然不往政治上看，只要他不提「中產階級」、「小資」之類的字眼就可以，原來的照舊進行；報刊雜誌依舊介紹買什麼樣的房子才符合你的社會地位、穿什麼樣的服飾才符合你的風格品味、看什麼小說或電影才是高雅的…。這正是處於現在進行式的中國媒體狀況。 關於這樣的狀況，有兩點可以說，第一，輿論導向此一詞語的提出，其實已經意味著中國政府從「喉舌」時代的全面掌控到「輿論導向」時期的方向領導，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已經被迫下降，市場化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然而，市場化的浪潮是不是會帶給中國官方「寧靜的革命」，這是值得觀察的；第二，中國媒體為了市場定位與爭取廣告商的作法，這都可以理解，因為這是市場邏輯，也是中國社會現今一切向錢看的縮影，不過，當媒體普遍完全金錢取向的時候，卻沒有一點良知聲音之際（例如對貧富差距正中要害的抨擊或是對政治民主的要求等），這不是媒體的墮落嗎？ 市場與金錢當然是重要的，但是，一旦連民間力量都完全投注其中的時候，我們只能說，這是屬於中國特色的社會倫理危機。
當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在去年的十六大發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的報告之後，「小康社會」成為現今中國媒體普遍宣傳的一個政治口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社會結構的劃分方式中國從建國以來，一直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農民與工人階級以及知識份子階層；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經濟開始成長，社會開始分殊化，不過從未有領導人與官方學術單位對此發表看法；然而，除了電子媒體（在中國，除了中央電視台之外，各省也有自己所屬的官方電視台，藉以進行意識形態與政策宣傳）透過政策宣傳與新聞訪談的方式大力宣傳這個概念之外，平面媒體不但對這個名詞反應冷淡，而且還有自己創造的社會身分的名稱。 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不均勻的成長與發展，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形容中國整體的社會結構？以及自己到底屬於什麼階層？已是官方與一般民眾強烈關心的問題。98年年底一本翻譯自十五年前出自一位美國社會學家之手的《格調》一書，引發強烈的討論熱潮，這本書主要在於區分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生活品味，這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在中國一觸及發；從99年到2001年之間，平面媒體因為市場區隔的需要，創造了不同的社會身分的想像與建構，事實上，平面媒體所做的，不外乎把《格調》一書進行「本土化」，平面媒體區分了買哪一種房子、去哪一個酒吧、喜歡哪一種品牌作為區隔標準；而平面媒體所創造的社會身分名稱包括「中產階級」、「小資」（小資產階級之意）、「城市中間人群」等。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民間媒體對自己所創造的社會身分大加炒作，但是官方直到2001年年底，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該書的主張有兩個重點，第一是主張「階層」取代「階級」，第二是提出中國當今社會十大階層的說法，並認為「中間階層」（該書所使用的名稱）的壯大才是社會穩定的保證。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左派與右派之間一直有緊張關係，面對貧富的嚴重差距，左與右更有許多爭論，而這樣的緊張關係，也使得學院內的學者視社會階層研究為禁區。《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出版之後，「階層」取代「階級」的說法旋即引起中國共產黨內老左派的反彈；爭議持續到2001年的七月，江澤民才發表「七一談話」，不過，這個談話的限度最多只到「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分層會因此而持續發生」，並未具體提出當今中國社會的分層標準等；直到去年十六大，江澤民的演講當中肯定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十大社會階層的劃分方式，並且提出了「小康社會」作為未來中國發展的政治目標。 「跟著感覺走」，極可能是一般民眾階級認同的依據，因為，第一，十大階層的說法基本上是以職業類別為依據，而職業類別的區分方式很難反應當今中國社會薪資分布的實際狀態；第二，也正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般民眾很難在官方版建立的十大階層作為自我認同的參考座標，相較之下，平面媒體所建構的不同社會身分，除了有媒體自己判斷的收入標準之外，還包括一連串的消費指標，這些遠較於官方版具體，儘管平面媒體並無法做精細的調查。 對官方所提出的「小康社會」或是「中間階層」來說，這無疑是一個「認證危機」，這個危機可分兩個層面來看，第一是，政權與媒體之間的關聯，平面媒體塑造不同的社會身分，固然有其市場區隔的考量，然而無形當中平面媒體卻也切開了過去被緊緊控制的媒體生態，這是在官方「容忍成本」當中還是之外？官方的動作值得持續觀察；第二是，是從政權正當性的角度來看，社會身分背後所代表的其實正是中國當今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貧富差距的問題，然而，當一般民眾普遍喜歡平面媒體所提出的社會身分修辭，而不願意就官方所提出的美麗與會之際，這是否也會使政權的論述產生轉變？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撞機事件，雖然雙方表現出形式上和平的解決方式，但是在已進行的談判裡，勢必仍有許多不可避免的衝突；與撞機事件相隨的，是中國大陸人民『美國情結』的再一次觸動，只是這一次大學校園裡的美國情結，讓我看到中國大陸不同世代對美國態度的差異。 一位歷經過文革時代的理工科教授激動地告訴我，毛澤東所說的『美國是紙老虎』是對的，中國大陸政府這次的處理太軟弱了，怎麼一下子就放美國機員了！如果是毛時代，肯定不是這樣的處理方式；中國大陸的態度完全沒有與美國一拼的決心。那位歷經文革時代的教授是五十多歲，相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三、四十歲知識份子的身上，雖然沒有那位老教授的激動，但也有遲早一戰的強硬心理準備。另一位75年出生、研究所畢業並已得到美國大學入學許可的朋友告訴我，跟他同樣情形的同學擔心如果中國大陸因為撞機事件與美國對峙嚴重，赴美讀書的簽證會因此受到一些限制？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歷史情仇實非一言可盡，而這也是長期親美的台灣所難以理解的；大陸電視媒體對美國公開的言詞抨擊、美國人瞧不起華人或是美國社會無非毒品槍枝充斥、美國小學生簡單的算數還要用計算機之類帶些不了解的偏見仍普遍深根於大學校園內。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近年來的發展，中國大陸人民不僅開始有一種幸福意識所產生的自信感，也期待中國大陸能夠掙脫歷史的挫敗成為世界真正的強國；美國的強盛過程，成為中國大陸參照的一個比較座標。事實上，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價值理念方面之間存在許多不同之處：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美國，早期所強調的是一個『大熔爐』的觀念，其所強調的是對於異質性文化的吸收與整合；而中國大陸則像是一個典型的大陸國家，有其既有的歷史遺產與價值體系，其所強調的是以既有的價值體系來同化其社會成員或者說作為社會支撐的基礎。另外，美國文化具有一種擴散性，這種擴散性當然是建立在政治、經濟較為強勢的基礎上，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就是最好的代表；而尚在向真正強國之路邁進的中國大陸，其文化觀並沒有足以擴散的環境，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中國大陸政府與人民特別在意自己在各方面是不是『世紀第一』或至少是『亞洲第一』；但其實『第一』的背後有許多的迷思，例如在除夕夜觀看中央電視台的新年聯歡晚會（是個聯播節目）早已是其春節過年的一向傳統，而這個節目極可能是全世界收視率最高的一個節目，但是這個節目除了在中國大陸之外，大概不會有太多的流行，因為民 族色彩太過強烈；也就是，如果沒有與國際接軌建立共通語言並透過某些機制的運作，是很難具有擴散性的。 中國目前在走向真正強國的發展過程裡，與美國的軌跡相較，也面臨著一個嚴酷的挑戰；早期美國所強調的是『美國夢』的價值觀，只要你努力就可能成功的平等社會帶給美國人民辛勤工作的動力，也創造了一個繁榮富強的榮景；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社會卻是一個沒有社會價值觀失序的情形，沒有一個可以傳承的價值觀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而沒有可以傳承的價值觀也是肇因於中國大陸劇烈變動的歷史。向錢看是現今中國大陸社會的現象，也是其社會不同世代唯一的共通語言；歷經文革的世代，文革時期所鍛鍊出的一種堅忍，爆發在市場化的年代，傳統『鐵飯碗』的觀念早已成為一段遙遠的昨日故事，文革世代在市場裡攻城略池，有人憑其市場敏感性與努力成為新興資本家，但在金錢政治複雜的遊戲裡，文革世代卻也是貪污腐化最為嚴重的。而佔了中國大陸口四分之一的年輕人，更是原本就沒有父母輩『鐵飯碗』的觀念，物質的追逐、對名牌的崇尚與個人式的生活方式成為年輕人的主流價值。對金錢的追逐之外，似乎沒有一種價值觀是可以貫穿不同世代的。 記得一次在文化批評之類的課堂上，名氣極大的授課老師在講台上說著，『美國是文化霸權的詮釋者，我們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不能對美國的東西照單全收，我們也不能單以美國為中心……』記得當時爆滿的教室裡，還是有許多的學生低頭拿著GRE、托福的考試用書死背著單字，他們的舉動和老師講台上的大聲疾呼恰成諷刺的對比。美國之於中國大陸，實在有相當矛盾的情結；年輕人努力學習英文準備到美國追求他們的『美國夢』，更有許多人視美國為敵國，認為中國大陸與美國遲早一戰，這一戰的背後是打破美國世界警察的角色、對華人的歧視……。 啊，美國！這個中國大陸人民心中不曾終結過的心結！
『老闆，可不可以放些country music？』在大學附近的酒吧裡，我聽到了客人這樣的要求，猜得沒有錯，又是一群英語俱樂部的成員；至少在北京，大學附近這樣的團體是不少的，通常這樣的團體會有至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跟這個團體的成員在一起，而這樣的團體也會以各種方式來鋪陳說英語的情境然後進行英語會話。客人的要求讓我想起我的第一堂課，那是一個清爽的早晨，我快步走著趕赴教室上英語課，博士生也要上英語課，這在台灣是較難想像的；而在路程中，遇到一個問路的小女生，她來參加北京大學所開設的英語訓練班，但不知道上課的教室在哪裡。一時之間，強烈感受到英語在這個校園裡的重要性。 九○年代席捲中國的暢銷書之一的『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裡，作者錢寧對英文之於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重要性所作的傳神描述，彷彿英語能力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外國教授或許或許會對中國學生的聰明和勤奮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們很難懂得，在TOFEL考場上，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那絕不僅僅是一場外語水平的競賽，而是一場命運的抗爭。』錢寧的描述也讓我想起一位中國大陸紀錄片工作者所曾經說過的，在中國大陸社會，就是龍生龍、鼠生鼠，龍不會變成鼠，鼠也沒辦法變成龍；可以想見在一個社會流動機制相對缺乏的社會裡，此地大學生會用台灣學生難以想像的拼勁來學習英語，英語不僅此地學生通往世界的一扇窗，更重要的是，許多中國大陸學生更想追求這扇窗以外世界的生活，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返國率其實是相當低的；有點台灣早期『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的味道。 在來中國大陸之前，對中國大陸學生的英語能力有一個粗略的印象，經過自我體驗觀察之後證明為真，那就是考試或是讀寫能力遠遠優於聽說的能力；我的大陸師兄告訴我，他們稱呼這種現象為『啞巴英語』－－能讀、能聽、能寫、但就是不會講，其實是不敢講。也正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李煬瘋狂英語能夠在中國大陸受到極大的轟動，事實上，李煬瘋狂英語就是逆向操作，用較瘋狂的方式打破心理層面對說英語的恐懼。雖然李煬英語瘋狂的場景我未曾親身體驗過，但就在我飛往北京的航程中，我在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卻看到李煬英語教學時熱烈場面的照片；那是一場在天安門的教學，不過從照片看起來簡直是一場群眾演講，照片裡的天安門被人群擠得水洩不通，而人群們則認真引領聆聽李煬的教學。 有趣的是，這個畫面和和天安門外『世界民族大團結萬歲』毛時代的標語恰成強烈對比。在我的觀察與理解裡，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社會價值隨著政權替換處於斷裂狀態的社會，就以英語來說，一本西方社會學者所寫的社會學教科書中曾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個紅衛兵因不滿英文老師的作風，於是率領其他紅衛兵到這位英語老師的房間，以這位英語老師擁有西方帝國主義象徵的英文書為由進行批鬥；即便九零年代初期，『中國可以說不』特別是對美日的極端民族主義也讓人印象極為深刻；然而，現今彷彿過去的意識形態與民族情緒突然間不存在，英語正熱烈地被中國大陸莘莘學子學習著。也像現今中國大陸的新世代，隨著經濟型態的改變，上一輩『鐵飯碗』之類的觀念根本不附存焉，雖然我們很難找尋出其新世代整體的新價值觀，不過，至少在大學校園裡，大學生們確實積極地透過各種方式嘗試與世界接軌。 在此過程中，英語不僅重要而且也扮演了多重的角色，英語是社會流動的工具、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雖然中國大陸留學生返國率不高，不過一旦回來，其地位卻是備受矚目，不僅外資公司歡迎有外國生活經驗的留學生，因為這些留學生在溝通上較沒有太大的文化差異，就連婚姻介紹網站裡希望對方有外國生活經驗為優先條件者更是大有人在，也許這就是英語所型塑的特殊社會地位吧。除此之外，英語除了塑造了一個獨特的空間，也造就了一個流動的空間；北大附近的『新東方』，可能就是一個最好的空間象徵，幾乎中國大陸所有要出國的學生都會到這家補習班上課，『新東方』也像是大陸學生到國外的跳板，就連美國『時代』雜誌某一期的專輯『中國的年輕人』，也得到『新東方』進行採訪。其實，北京大學也有針對社會人士所開設的英語學習班，許多人慕北大之名前來北大學習英語，我猜北大校園及附近恐怕是中國大陸英語學習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不過，這個因學習英語所形塑的空間背後，卻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空間，許多因緣際會認識的朋友，不是在等申請學校的回函，就是考完試之後閒閒沒事，然後他（她）們就逐漸一個個地消失在你的生活圈；因為飛機已載著他（她）們轉往另一個生活環境與理想，再相見的機率其實相當低。 中國大陸大學生現今的發展軌跡，讓我想起台灣十多年前『黑名單』樂團幽默的抗議歌曲『台北帝國』裡的那句『拿香拜耶穌』；當年對美國的崇拜之情，在現今的中國大陸複製，而即便中國大陸民族情緒再強盛，反殖反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擊不垮英語帝國！ 反戰浪潮中缺席的中國天安門是象徵中國政治的空間，「天安門事件」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其實不只一次，改革開放初期，天安門附近就貼滿了要求自由選舉的大字報，只是89年那次充滿威權鎮壓的血腥與被權力所踩踏的理想，因而成為世界關注的歷史事件；近年來，天安門除了法輪功人士的抗議之外，大致充滿中國崛起的自信，北京申奧成功與首次踢進世界盃，天安門都出現自主性的慶祝人潮。 但是，美伊大戰開打，全球洋溢著反戰氣氛的同時；很多人想起美軍誤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之後所引起的抗議大遊行，抗議遊行的對象是美國，弔詭的是，有些年輕學子遊行不望讀書，口袋裡還帶了一本托福考試的書，抗議美國之餘不忘作美國夢；但是，現今情形有些不同，一向反美的中國竟然沒有反戰遊行（曾有人提出遊行申請但被禁止），天安門除了遊客之外，沒有任何政治氣氛；要了解中國，不能只看形式，更要看內在；中國對美伊大戰的關心程度其實極深，只是，中國正以自己發展的腳步與視角觀察美伊大戰以及未來的可能走向。 從中國政府近年來的外交作為來看，大有鄧小平時代的風格；鄧小平的風格就是避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政治糾紛，全力強調經濟發展；鄧小平時代有一個著名的「擱置理論」，在中國與日本的釣魚台主權糾紛當中，鄧小平向日方表示，關於主權爭議，我們這一代人無法解決，不如交由下一待解決，但是，關於釣魚台資源的開法，中國與日本這一代的領導人就可以共同合作。事實上，中國政府現在就在走自己的路。前蘇聯瓦解對現今中國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關於前蘇聯瓦解的眾多解釋當中，對中國最深刻的一種是－美國不斷擴充軍備，蘇聯也必須相對影擴充，而這拖垮了蘇聯的經濟；儘管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急欲成為世界大國的心理也頗為急切，但是蘇聯的瓦解給予中國政府「靜觀其變、韜光養晦」的啟示。 也因此，中國政府這幾年避免打政治牌，改打經濟牌；在重大政治爭議事件，例如中國與美國的撞機事件，中國官方始終保持低調；而在經濟牌方面，中國積極透過經濟政策優惠與市場廣大的優勢與東南亞國家及歐洲國家近進行交流，經濟牌的效果縣間看來似乎還不錯。經濟牌的背後都然會有政治動機，而美伊大戰歐陸國家德國與法國對美國開戰的不滿立場，在一些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眼中，似乎提供了一個契機；因為中國期待一個「一超多強」的國際局勢，也就是美國未來仍是世界超強，但是跟美國有所矛盾的德國、法國以及中國等，共同成為次強地位，但其聯合可對美國進行牽制。 在民間社會當中，反美情緒當然高漲；猶記九一一事件發生之際，中國各大網站紛紛以最快速度報導這個消息，當時，有位在網吧的台灣朋友在事後告訴我，當時網吧歡聲雷動；這大概就是中國人對「美帝」出糗的直覺反應。不過，在知識界裡，情形又更為複雜一些，90年代中國社會逐漸形成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派，新左派關切中國與美國霸權之間的關係以及市場化之後的貧富差距；而新自由主義者則強調開放與發展，也因此關切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市場的開放。這兩派曾在90年代末期針對雙方的論點進行論辯，而這兩年雙方又再次槓上；有趣的是，同樣因為美國而起。九一一事件發生之際，新自由主義者曾以「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文章進行連署並將致函小布希；然而，這樣的舉動引起新左派的不屑，因為九一一事件正是美國霸權以「世界警察」行徑自我招致的結果。美伊大戰之前，這兩派又各自有不同的公開信與連署，兩者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到底是「反戰」還是「反美」？ 有人曾經開玩笑地說，就連蓋個水溝，左派右派都會有不同意見，左右之爭何足掛齒？只是，中國知識界對美伊戰爭的討論，固然讓缺席反戰遊行的中國增添一些不同聲音；但是，遊行的社會意義就是讓一種想法得以進行社會動員，讓跟自己想法一致的人共同向政府展現人民意志；不過，中國知識界即便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派爭論得再激烈，因為欠缺社會穿透力，仍是一種學院裡的紙上辯論。 反戰浪潮中缺席的中國，其實正在打著未來國際局勢的如意算盤，台灣下一步如何因應？應當提早做準備。
向左走，向右走，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裡，一樣是命運的交叉點；微笑或沮喪，將取決於簽證官與簽證申請者的英文問答之間。 人在北京，第一次去美國，於是到了這個讓中國人又愛又恨的地方；愛恨一線間，每年申請到美國一流大學的中國學生不在少數，然而對這些托福、ＧＲＥ動輒高分的優秀學生來說，考試其實不算是什麼重大考驗，因為紙上的問題與作答，都是自己憑藉努力可以掌握的；通向美國大學這條路，最大障礙是充滿不確定性的簽證；獲得簽證的學生彷彿人生命運的翻轉，同儕的羨慕、美國的物質生活、文化衝擊，生命再次充滿令人興奮的挑戰；而未獲得簽證，只能感慨人生無償，下次再來。 這些是我在校園裡所感受的中國學生『向美國闖關』的心情寫照，雖然申請赴美目的不一樣，但我此刻卻與他們站在申請赴美的人潮裡。 按照與中國大使館預約的時間站在美國大使館門口，才早上七點多，已經是門庭若市；大使館工作人員照例把所有人擋在門外，現場絕大多數是有些忐忑不安的簽證申請者，小販則點綴了這個緊張的畫面，小販雖然是傳統小販的臉孔，也打著『石大媽』之類的招牌，但是做的卻不是傳統的生意，根據使館規定，申請者進入使館不得攜帶背包，於是背包寄放就成了小販的商機－一次五塊，小販也有更專業的服務，例如申請表格填寫的協助、申請表格上的照片格式已改，不符規定格式的小販有立可拍像機現場為你剪裁成規定格式。 八點鐘，館外的工作人員開始唱號，並檢查你的證件是否齊全；從館外到使館內，沿路有鐵欄杆圍著，大約走了四十公尺才能進入使館內；進入使館內之後，像是進入一個機場，所有金屬物品都要拿下來裝在盆子裡之後放在輸送帶上，而人則要走過感應門。安全人員看到我的綠油精之後，問我那是什麼，還要我現場擦拭一番。 進入大廳之後，感受到一種緊張嚴肅的氣氛；我好奇的是，台灣身份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在我簽證的前幾天，家人在台灣也申請美國簽証，家人告訴我，只是閒話家常便給了五年的簽證；想到這點，我心理比較輕鬆一點。我是第三十三號，前面已有許多人（當天有少數人預約號數之後卻缺席，據說少數人為判斷簽證形勢，如果形勢不佳會技巧性地避免被拒簽，等下次再來）正和命運搏鬥，這麼說並不誇張；命運也有運氣成分，中國學生對大使館內的簽證官有著不同的綽號，例如東方臉孔的『台灣大媽』（也有一說是她其實不是台灣人，而是韓國人）、留著山羊鬍的『山普拉斯』等，『台灣大媽』相對較寬鬆、『山普拉斯』較中性，而其他的就更不好應付。 我遇到的是『山普拉斯』，他並沒有跟我閒話家常；他從我這兩年有無到過其他亞洲國家問到我在北京讀書是讀什麼？當我告訴他我是在哲學系，他又追問我最喜歡的哲學家是誰？為什麼？記得以前國中的健康教育試題裡，經常有一道『人在危機時刻經常會發揮潛能，請問這個身體那一部分產生的作用？』答案是腎上腺。我想我那時腎上腺應該也發揮了作用，英文達得還算流利。大約經歷了十五分鐘的問答，中間有兩三度的暫停，『山普拉斯』拿著我的台胞證跟其他簽證官有簡短的討論；最後，他撕了一張領取簽證的黃色單子給我，向他道謝之後，我到了最右邊的十號窗口等著領取簽證。 我是三十三號，但是在我之前牌動領簽證的，卻只有兩個人，戰況不能不說慘烈。左手邊的八號與九號窗口各有看似領取獎學金的申請者，他們在簽證官面前展現著文法正確但發音有些奇怪的英語，也展現著他們的工作以及學術經歷；然而，八號窗口的男生先結束了應答，他向右走到我這排的十號窗口，他過了嗎？原來他以為我也是要出國讀書的，他走向前來問我，『你過了嗎？』我說『對！』然後他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不可能啊！』然後垂頭喪氣地步向向左走的行列，我看到他的身影消失於大廳之際，約略有一種對期待落空的失落的同情。 九號窗口的小女生情況似乎也是不利的，儘管簽證官全程保持微笑聆聽，她的情形大約是，她已經結婚了，而先生在美國讀書，她並非前去探親，而是她也得到獎學金準備到印第安那大學讀書；或許簽證官認為移民傾向過於嚴重，就要對她投下否決票，在此命運掙扎之際，小女生愈說愈大聲，像是垂死之際的最後一擊，而英文也不再像是一種能夠溝通的語言，簽證官所認定的移民傾向大牆堵住了溝通的管道，英文二十六個字母在凝重的空氣裡被消解。大廳裡的警衛或許看多了這樣的場面，主動上前幫小女孩整理文件讓她快走，那有些混亂的場景，在簽證官一句『sorry！』聲中結束。那個小女孩沮喪地咬了嘴唇，向左走出了大廳，她也許在想，只因簽證官，把一對夫婦拆至兩個截然不同而且千里之遙的國度。 當天，跟簽證官面談之後，向右走來十號窗口的只有寥寥幾人，而且都是中老年人居多，大約是去談生意或是探親的；而且同樣露出緊張過後鬆了一口氣那樣的笑容。 我轉頭望望大廳裡的色調，一切都是象徵神聖純潔的白色，有點像是天堂的象徵；但真的是天堂嗎？倒像是向左走、向右走悲傷與幸運這命運的交叉點。 在金門服預官役時，游泳『投共』的傳奇人物林毅夫﹔時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多誕生於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度』是他經常強調的論點之一。 知識與現實之間雖然經常被視為相反意義的一組對照，但事實上，兩者卻經常和諧地起舞﹔例如１９７０年代以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便成為社會科學裡被熱烈討論的議題﹔而９０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研究則又成為顯學。與之相同的是，隨著台灣新一波的大陸熱，留學中國大陸學生的增加，台大與北大這兩個各具龍頭地位大學的比較，也就格外引起矚目。 從這兩個學校的社會角色來看，除了同樣都具有意見領袖的威望之外，也都『曾經』在威權的環境下發出異議的民主之聲﹔『曾經』對台大來說，是一個具有結果的過程，從校園內的『自由之愛』、三月學運的積極角色乃至政黨輪替等民主化過程，台大扮演了一定的引領角色﹔『曾經』對北大來說，則像是隨風消逝的塵埃，８９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校園內的民主呼聲不再﹔三角地曾是北大的言論廣場，但如今三角地只成為考托福、研究所等各類商業補習班的訊息中心，大環境之下只能使得北大成為中產階級製造中心或是留美學生預備學校。 從知識與現實辯證的脈絡來看，作為大國的大陸，其在國際舞台上原本就受到較多的矚目，加上８０年代以來的社會主義轉型，其改革開放的效應更是受到各種不同學科學者的興趣﹔也因此，許多大師級人物造訪大陸也就不足為奇，而北大更是這些大師級人物發表演說的學術殿堂，這對台灣學子而言是較難以想像的。然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知識與現實的辯證，當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的台灣學子走進北大圖書館，將會發現北大圖書館雖然號稱亞洲最大，但是其與西方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發展的脈絡仍有一定落差﹔在筆者的經驗當中，布迪厄的鉅作Distinction 乃至雜誌新左評論The New Left Review北大圖書館便未收藏這些重要文獻﹔並非北大學者與學子對西方思潮不感興趣，而是可能受限於圖書館的經費所致，事實上，北大圖書館的西文藏書當中，許多都蓋有學術基金會贈送的字樣，經費限制也正是另一種知識與現實之間的辯證。 北大到底好不好？對台灣人來說，這個答案就像９６年大陸對台灣總統大選時飛彈威脅之下台灣截然不同的集體反應，有人認為大陸很大所以足以有打垮台灣的資源，然而，更有人認為大陸雖大，但事實上隱藏著分崩離析的現實﹔台灣人的北大印象其實也是處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只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多建立在對他者想像的基礎之上，欠缺長期的理解與觀察。 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辯證頗為複雜，就以知識發展與累積的角度來說，中華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便以前蘇聯的工業化模式為師，學術領域亦復如此，知識份子的第二外語更是以俄文為主﹔而台灣知識份子則以西方知識領域為師，英語則一向是台灣知識份子汲取外在知識領域的最重要工具﹔也就是說，台灣與大陸知識領域的建立是在不同的歷史軌跡之上，更重要的是，在冷戰結構之下，這兩套知識體系又帶有對立的性質，因此，我們似乎很難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因為如此我們可能找到自以為是的答案﹔因此，更重要的應該是從大陸的歷史脈絡理解不同社會之下大陸知識份子在地觀點所提出的相關論述，透過這樣的觀照才能相對理解大陸學術界的動向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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