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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與國家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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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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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家認同的釋意 我們一般所謂的「國家認同」，表面上是不言自明，其實是一個「本質上眾說紛紜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既歧義（ambiguous）、又含混（vague）。首先，這個概念之所以歧義，是因為就字面的意思來看，它似乎是在指涉著「國家的認同」（the
state’s identity、或the identity of the
state），也就是指一個國家的特色之一。然而，如果我們由國人的約定俗成來看，不管是老百姓、菁英、媒體、還是學者的用法，事實上是將其當作「national identity」這個概念的漢字翻譯， 也就是「the
nation’s identity」（或是the
identity of the nation）；問題是，我們對於如何翻譯「nation」沒有共識[1]（不管是民族、國族），將就使用「國家認同」這個似是而非的名詞。如此一來，造成將「nation」與「state」混為一談（conflated）。 如果我們同意將「nation」翻譯為「民族」，那麼，「national identity」應該譯為「民族認同」；相對地，如果「nation」譯為「國族」，那麼，「national identity」應該譯為「國族認同」。如此一來，「nation-state」（或是national state）就要譯為「國族國家」；問題是，原本nation是用來修飾state的，本身的漢字又是使用「國」來界定這種「族」，豈不是犯了邏輯上循環定義的謬誤？當然，也有人因此主張將「nation-state」譯為「國民國家」，也就是將「nation」譯為「國民」，那麼，「national identity」就該譯為「國民認同」；儘管如此，還是透過「國」來界定這種「民」，那麼，「國民國家」還是有循環定義的嫌疑。 如果我們暫時同意「國家認同」是指上述第二種意義，我們在使用之際（不管是書寫、還是閱讀），還是必須釐清其適用的分析層級（level of analysis），因為國家認同可以用來描述個人、或是一群人（包括族群、或是全體國民／住民）的集體特質，也就是說，國家認同可以是指個人的認同、也可以是指集體認同。雖然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集體認同歸屬，然而，個人的認同往往是因為集體／共同體的成員身分而取得的；也因此，當不同的族群對於國家認同有不同、甚至於相互競爭的想像之際，作為既是族群成員、又是國家成員的個人，本身或許未必會產生上下位階的認同不一致（dissonance）困境，然而，除非我們將國家認同的內涵矮化為族群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國家整體勢必要面對如何協調國民／族群對於國家定位看法分歧的難題。 貳、民主化過程中的認同政治 在威權體制、或是極權統治之下，尤其是以單一族群來定義國家的所謂「族群國家[2]」（ethnic state），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是被認為有礙國家團結的，因此，面對以同化政策為主軸的排他性文化、以及教育措施，少數族群往往被迫將自己的集體認同加以壓抑而隱形人化，儼然瀕臨文化滅絕的命運。然而，伴隨著政治的自由化，由於少數族群權利（minority rights）的保障被認為識民主化的重要指標之一，少數族群開始比較有合理的機會結構，來要求國家對於政治權利、經濟資源、社會地位、以及文化認同進行公平的分配，特別是透過如何政治制度上的程序、或是實質保障，讓少數族群覺得自己也是這個國家平等的成員之一，而非被支配的二等公民。 對於拉丁美洲國家而言，伴隨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成長、以及財富分配的努力，至於中歐／東歐國家，還要加上對於少數族群權利的保障；不管如何，這些國家大多不用擔心來自外部的國家安全威脅。相對之下，台灣在進行民主化的過程中，除了有擺脫國民黨威權統治、建立民主體制的任務以外，還有對內面對如何整合多元族群的挑戰，以及對外面對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課題；尤其是在國家認同、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以及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高度聚合（converged）的情況下，又面臨中國併吞的野心，不只是國人對於國家的前途定位仍有相當的歧見，連民主鞏固的目標也恐難達成。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墾殖社會（setter society），也就是說，在漢人墾殖者尚未前來之前，已經有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安身立命於此；戰後，國民黨政權又將中華民國政府移植台灣，大規模帶來新的一批移民，也就是所謂的外省人[3]；此外，早期漢人墾殖者又因為歷史、語言、以及文化上的差異，又分為客家人、以及福佬人[4]。因此，迄今為止，台灣的族群分歧至少可以在原住民vs.漢人（本省人＋客家人＋福佬人）、外省人vs.本省人（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以及客家人vs.福佬人三個軸線。就名目上而言，台灣的族群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以及福佬人等四大族群；至於所謂的「婚姻移民」、或是「外籍新娘／女婿」，由於來源並非單一，是否已經形成單一族群，因此，新移民vs.本地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的分歧是否成形，仍有待觀察。 如果就外省人vs.本省人的二分法來看，兩者的族群認同、政黨認同、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定位大體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外省族群比較傾向於支持泛藍政黨、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以及贊成與中國統一；相對之下，本省人會比較傾向於支持泛綠政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以及贊成台灣獨立。如果以外省人、客家人、以及福佬人等三個族群來看[5]，客家人的認同／意向恰好大致介於外省人、以及福佬人之間。 在一個多元族群國家裡頭，族群之間為了捍衛各自的集體福祉而有所競爭，進而與政黨政治作不同形式的結盟，應該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現象。除了說根據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來保障個人的權利，只要國家能夠在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下，承認族群的文化差異、保障族群的集體權利，也就是說「同中存異」，並能服膺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來塑造公民意識，也就是「異中求同」，多元族群的現象應該是國家的資產，未必會造成你死我活般的政治對立僵局。 參、國家認同與國家定位 然而，當族群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國家認同相互強化、進而左右選民的國家定位之際（圖1），不免會將國內政治外溢（spill-over）到涉外關係，而外交政策／國家定位也有可能回過頭來形塑族群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國家認同的建構，甚至於，外部的力量也會藉機影響內部的認同政治。假設我們無法／不應禁止政黨將族群認同、國家認同、或是國家定位的訴求作為政黨認同的構成份子，那麼，我們是否有可能降低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進而減緩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對於國家定位的制約？
就理論上來看，有關認同產生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納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ivism），而族群認同應該是比較帶有原生上的性質，相對上，國家認同是二階式（second-order）的、後天的、引申式（derived）的認同；換句話說，族群認同是先天上比較難以變動，而國家認同是相對上可以經過選擇而變動，甚至於是可以操弄的。只要我們能消彌國家制度中的不平等結構，應該是有機會凝聚彼此的共同體意識。 如果我們一時無法阻斷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而國家又不該、或是不方便介入族群認同的形塑，那麼，對於國家認同，我們與其諱疾忌醫，不如鼓勵國人公開討論，先讓大家了解，彼此在國家認同上是有差異的，然而，再嘗試看是否有尋求共識的可能。當然，政治人物一定會擔心執政黨是否會透過教育，來推動對自己有利的國家認同，因此，適度的開放教材的多元，還是有助於社會的建設性對話的。 就長期而言，如果國家認同的分歧是無法消彌的事實，此時，我們希望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能夠相互切割（cross-cutting），也就是說，同樣族群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如此一來，政黨就比較難順勢推波助瀾、運用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強化作用，同時，國家定位的選項也相對地會獨立於前述三種認同。那麼，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讓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切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