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與台灣* |
||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
|
壹、前言 台灣是一個環太平洋的海洋國家，四面八方環海，島上青山綠水，近世以來，被西方譽稱為美麗之島。自古，我們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先民乘著一葉艋舺，順著黑潮的暖流陸續而來，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四百年來，我們的漢語族先人九死一生渡過黑水溝，千辛萬苦從事墾殖開發，終於將台灣發展為現代化的社會。雖然我們歷經外來政權的統治，然而，由於前人的犧牲打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不僅在經濟上擠身已開發國家之林，在政治上也能由威權統治進入民主時代。 海洋是萬物生命的來源，也是人類希望的泉源。作為大海的子民，我們的祖先帶給我們熱情、積極的民族性。打從西方國家東來尋求貿易之時，台灣人早就透過沒有國界的海洋，將台灣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一直到全球化的現在，海洋仍然是我們進入世界的最重要管道。 儘管如此，由於舊政權自我定位為大陸國家，在戒嚴時代將台灣的沿海嚴加管制，儼然採取封閉的鎖國政策，將台灣定位為邊陲的「島嶼中國」，以「大陸中國」的姿態矮化台灣人為封閉、狹隘的島國之民，「陸封」台灣人的心靈與行動（戴寶村，2003：31）。而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情境（蘇素敏，2003：55），有意無意地在提醒著，海洋是會吞噬漁民的無情大黑洞。我們究竟要如何來了解海洋？ 貳、南島民族與海洋 究竟台灣原住民族的起源為何，學術界並沒有定論。不管現有的殘缺考古人類學所提供的舊石器時代證據（長濱文化、左鎮人）是否為原住民的先人、還是屬於遙遠記憶中的矮黑人，當前仍然有西源中國大陸、由南洋順風而來、或是直接本土滋長的詮釋。儘管如此，這些爭辯並不重要，因為，不管是戰前的鶴佬人、客家人，還是戰後的外省人，都無法掩飾其先人來自地理中國的事實，唯一的差別是自願、還是被迫前來。 不過，我們也無法繼續對於「有唐山公、沒唐山母」的祖訓視若無睹，也就是以漢人的沙文主義，對於平埔母體的溫暖接納作集體失憶。平埔族並未被屠殺而滅族，而是在所謂的「教化」過程中無可奈何地選擇「作人」（當漢人），以便擺脫漢人社會的訕笑；平原地區的埔地經過偷、騙、搶而漸次流失，這種處境已經是夠悲慘的了，卻還要被迫壓抑自己的自我認同。一直到日本政府於1930年代禁止漢人女性綁腳，平埔族人才「得以」在外觀上完全自我隱藏；戰後，國民黨政府乾脆以平埔族過度漢化為由而取消其身分，彷彿是要他們為自己無言的命運而接受處罰。幸好，在國際潮流的鼓舞下，原先被視為中國邊疆民族的「山地同胞」，在1980年代中期發動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積極要求正名、自治、以及還我土地；經過將近20年的努力，「山胞」終於獲得憲法增修條文正名為「原住民」。 在政府所承認的12 個原住民族當中，只有東海岸的阿美族、以及蘭嶼的達悟族是明顯的海洋民族。對於達悟族來說，海洋是通衢、而非天塹，其智慧是； 放棄征服海洋的念頭，而是思索怎樣與之融為一體，怎樣摸透海洋的脾氣與性格，怎樣與之成為朋友。（鄭漢文，2002：76） 儘管大海是達悟族的中心，不過，當他們不復為航海民族之際，祖先所留傳下來的航海知識，也只能百般無奈地化為近海的技術（夏曼•藍波安，2002：61-62）。當現代國家蠻橫切斷達悟族人與菲律賓巴丹島的自由來往，就只留下飛魚文化讓人作無限的遐想。 根據阿美族的口傳歷史，先人在洪荒時期由海外漂流，終於在海神的護祐下登陸台灣（達西烏拉灣•畢馬，2003）。對於臨海為居的阿美族人來說，大海不只是生活的來源，「海祭」更是族人凝聚生命共同體的依據（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當族人迫於生計大舉蜂擁都會尋求就業機會，然而，無知的白浪官員卻宣稱原住民大多住在山上；只有透過「海的記憶」在夢中翻滾，以永不停止的海浪來肯定生生不息的命脈繁衍。 參、渡過黑水溝 不管是客家人、還是鶴佬人的開台祖先，當年為了要擺脫原鄉的經濟貧瘠、以及政治封建，漂洋過海是橫下心來的不得已選擇。然而，由唐山過台灣，必須先橫渡過險惡的黑水溝，因此有所謂「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說法。〈渡台悲歌〉如此描述著（黃榮洛，1989：24-42）： 勸君切莫過台灣 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千個人去無人回 ……………… 台灣之人好辛苦 唐山牛隻好清閒 切呀切時天呀天 不該信人過台灣 ……………… 歸家說及台灣好 就係花娘婊子言 叮嚀叔侄併親戚 切莫信人過台灣 每有子弟愛來者 打死連棍丟外邊 一紙書音句句實 併無一句是虛言 儘管如此「心肝結gui球」，台灣代表著無限的憧憬，一旦能平安靠岸，就要落地生根、從此不再回頭。 來自泉州的鶴佬人，應該有不少人是唐、宋、元朝時期來自大食的航海後裔；不管是波斯人、還是阿拉伯人，即使他們在外表上已經漢化，乘風馭浪仍然是他們不可磨滅的天性。當鄭和在十五世紀（1405-33）搭乘寶船「下西洋」大展天威之際，這些人應該沒有缺席。儘管明朝因為內憂外患而實施海禁，宛如把大海當作威脅的來源，不過，「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不得不「鋌而走險，向海上找生路」（曹永和，1979：8-9、104）。弔詭的是，這正是葡萄牙與西班牙為了尋找東方的香料，開始展開穿越大海洋競爭的時代，分別由印度洋、以及太平洋來到東洋交會。 當葡萄牙船隻在1544年駛過台灣海峽、水手高呼著「福爾摩沙」（Ilha
Formosa）（楊碧川，1987：1）之際，美麗之島其實已經有漢、和海盜／走私客作淺嚐即止的逗留，不過他們頂多與平埔族作邊陲式的接觸。與南非的好望角相仿，台灣一開頭只是不熟悉航道而擱淺的船隻中途站；然而，民間所留傳下來的林道乾、以及林鳳的十六世紀海賊故事，點明了海洋是一片不設防的扇形通路，是「冒險者的天地」（吳密察，1981：22）。對於顏思齊、以及鄭芝龍這些人搭上西洋貿易風的梟雄來說，由日本到南洋這條航線就是他們通商的命脈，而海商、海賊、以及官兵的身分只有一線之差。相對地，對於原住民來說，門戶開放的西海岸卻是惡夢的開端，因為自來的侵略者都由海洋而來（姜皇池，2004：75）；1875年的牡丹社事件，證明他們很難對抗集體跨海而至的外來兵戎，不管是红毛番、漢人、滿洲人、還是東洋番。 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在1624年進駐台灣南部，一面征服平埔族，一面鼓勵閩、粵漢人前來從事拓荒式的農業墾殖（plantation），可以說是「海洋移民」之始（鄭瑞明，2003）；兩年後，西班牙人也相繼攻佔北台灣。荷蘭人在1642年北上驅逐西班牙人，卻在1661年敗於明鄭。鄭氏王朝三代實施屯墾，一直到1683年降服於施琅。整體來看，鶴佬人多在明末、清初時期來台，而客家因為渡台的限制而稍晚到來；十九世紀中葉後，漢人多改往南洋。 在荷治時期，台灣漢人耕種耕種稻米、粗放甘蔗，當時的砂糖除了銷往日本，還遠賣波斯、以及荷蘭；大體而言，台灣是被當作暫時的貿易中繼站，只能算是「離島」、而非「海島」（曹永和，1979）。鄭氏原本是雄據海上的武裝貿易集團，一旦與清庭陸上競逐失敗，即使開始在台灣土地固著，仍然保有相當的海特色；不過，在清治以後，台灣的漢人社會開始進入「土著化」的階段（陳其南，1987），也就是將中國大陸的農業文化移植過來，以海洋為主體的生活比重住見下降（曹永和，2000）。儘管如此，台灣的對外貿易並沒有中斷，特別是在淡水、以及打狗在1860年開港以後，透過大海將茶、糖、樟腦輸出，台灣得以與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不過，因為經濟作物的擴張生產，帶來「開山撫番」的必要，也再度給原住民再度體會到海洋的壓力（林滿红，1997）。 肆、由太平洋戰爭到鎖國時代 清廷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李鴻章在『馬關條約』（1895）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漢人跨海前來台灣的遷徙才告正式中斷。一些士紳推舉清吏組成台灣民主國，不過，在主事者唐景崧、以及劉永福竄逃以後，群龍無首的台灣百姓只能各自揭竿保護家園。日軍登陸後，一路燒殺擄掠，甚至於要地方要人提供妻女供其姦淫，終於引發頑強的抗爭（黃昭堂，1989：57）。初期，日本殖民者採取軍事統治（1895-1919），西來庵事件（1915）是漢人的最後一次大規模起義；對於原住民的征服延續到一次戰後，即使採取津津樂道的「理蕃」政策，在文人總督時期仍然爆發霧社事件（1930）。 日本政府讓台灣人選擇去留，不過，只有4,500人在期限內登記離台的意願，大多數台灣人無奈地接受當日本臣民的命運（黃昭堂，1989：66）；起初，大家族為了保持命脈，多半會遣送一房到最近的廈門，沒多久，也就相繼回到祖產所在的台灣。表面上，「本島人」與「內地人」是一視同仁，沒多久，異族間的差別待遇就讓台灣人感受到強烈的偏見與歧視，鶴佬人與客家人逐漸產生前所未有的集體認同（鍾肇政，1980）。 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方面對於「皇民化運動」逆來順受，一方面又由祖國的嚮往中尋求慰藉，彷彿在一明一暗中取得認同的平衡，毋須作痛苦而且要付出代價的選擇。少數的菁英囿於血緣的困惑而選擇迴游朝思暮想的唐山（許雪姬，1991），不過，當日本加緊對中國的蠶食鯨吞以後，這些人必得要掩藏其台灣人的認同，甚至於托身於日本人硬加的身分而自保；在幻滅之中，大海中的「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必須認清：「由此可見一個人如果除自身以外一無所有，則絕不能藉改姓而取得新的人格」、「為了要把自己從這種可憐的境遇中解救出來，切望能早日建立一個獨立的家庭」（吳濁流，1977：126-27、212）。 我們不得不承認，是日本人帶來現代化、為台灣的現代化奠下穩固的基礎。不過，儘管有八田與一這樣以台灣為家而奉獻台灣建設的人（黃昭堂，2002），他們所愛的台灣是「日本人的台灣」、而非「台灣人的台灣」。作為被殖民的「清國奴」，台灣人並沒有當兵的義務，在「軍人、軍馬、軍犬、軍屬」排行序之下，台灣人原本是以「軍夫」的身分前往南洋「作兵」（周婉窈，2003：131-32）。在南方海洋孤島中瀕臨死亡的意象（陳千武，1991；東方白，1990），跨越了漢人與原住民的藩籬，成為台灣人日後塑造集體認同的經驗泉源。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建構過程中，台灣是日本南進的前進基地（中村孝志，2002），必須要把台灣這隻金雞母養肥，順便將台灣人真正帶入太平洋的懷抱；陰錯陽差而重新發芽的「海洋性格」，也匆匆地因為日本戰敗嘎然而止（杜正勝，2000）。 在日治時代，由於港灣設備的整治，新型汽船可以駛入，台灣可以將產品直接外銷，不在需要透過廈門轉口，無形中削弱了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松浦章，2004）。不過，真正將台灣與中國切斷來往的，是戰後倉皇避秦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由於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將整個中華民國政府移植台灣；自詡為「反共的堡壘」、「自由的燈塔」，蔣介石、將經國父子實施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威權體制。由於擔心中共血洗台灣，國府採取海禁政，不僅將環島的海岸線化為禁地，也將台灣人養造成視大海為畏途的保守性格（鄭清文，2004）。 對於派駐在金門、馬祖的外省士官長來說，近在遠前的大陸卻宛如遠在天邊，只能偷偷摸摸在第三地會見親人；對於本省籍的充員兵而言，國共鬥爭中的八二三砲戰是多麼的荒謬而真實。一直到1987年政治解嚴後，國府才以人道為由開放老兵回中國探親，一輩子顛沛流離，就是不甘土斷台灣，少小離家老大回，四十載一夢，卻愕然發現自己竟然已經成為「台胞」；至於大膽西進的台商，對於國際政治的糾葛也只能百般無奈。 伍、海洋國家的建構 在美軍的協防之下，台灣彷彿是一艘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艦，成為冷戰中圍堵中國的太平洋島鏈的一環。美國除了提供台灣復甦所要的經濟援助，還開放國內市場給台灣，將台灣納入美國在戰後所一手擘畫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讓台灣的產品行銷世界。更重要的是，美國讓台灣年輕學子的靈魂，在迷惘中尋找到一扇自我流放的窗口，飛越過鬱藍的太平洋來到北美的新大陸，他們立誓再也不回頭了，從此，只能站在西海岸的一角遙望，一遍又一遍地以〈黃昏的故鄉〉來慰藉自己。沒想到，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婆娑的太平洋頻頻招手，他們終於陸續在1990年代初期鮭魚返鄉，加入台灣建國的行列。 在美國與蘇聯對抗的高峰，美國與中國結盟，選擇與台灣維持起碼的實質關係；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以及外交封鎖，台灣仍然奮力在經貿上尋求突破。自來，航運與貿易視分不開的（陳國棟，2003），透過我們的貨櫃，Made-in-Taiwan的製造物暢銷全球，這是海商先人所留下來的本能；我們的漁船無遠弗屆，不輸大英帝國的日不落國壯舉。然而，因為外交上的困境，冒險犯難的遠洋漁船動輒得咎，一再被亦官亦盜的東南亞國家扣押、任人宰割，漁民的心酸血淚，讓望海的日子依然充滿著不確定。 已過世的林永生在創建「台灣建國運動組織」（台建）時寫著（林樹枝、張碧華，2004：303）： 經由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板塊擠壓而成的台灣，她具有天生獨立的優越山河，依文化人類學而言，生存著優越的族群。我們就是立足在這個立場上，要建立自己的海洋國家…。 海洋國家的圖像在台建旗歌〈海洋的國家〉中稍加清晰（林樹枝、張碧華，2004：204-5）： 鮮紅是熱情 單純 土直 台灣人的心肝 台灣人 仝心肝 仝款運命 飄丿子孫 飄丿子孫 代代永遠在生湠 翠綠的寶島 美麗 山河 落土逐項攏會活 蓬萊米 玉蘭花 舉頭看見 懸大開闊 懸大開闊 透天透天的玉山 純白是自由 民主 光明 無限的地平線 有尊嚴 踦挺挺台灣的子孫 充滿喜樂 充滿喜樂 咱是海洋的國家 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選中，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以「海洋國家、鯨神文明」為競選主軸，試圖以鯨魚來象徵台灣，取代黨外時代的番薯，大致是要擺脫傳統的悲情。不過，台語文運動者蔣為文（1996：8）在〈海翁〉仍然困惑著： 我聽tioh海翁the叫 伊，浮出我的腦海 親像the抗議 為啥物 海 對伊來講 是痛苦的深淵 在2000年上台的民進黨政府主張海洋立國，副總統呂秀蓮（2004：6-7）直言： 台灣歷史的演進其實一直有著一條始終步變的定律，那就是：「海洋台灣」帶給台灣人民的是希望和富足，而虛幻的「大陸意識」則往往造成台灣人的空幻翰茫然！ 我們可以看到，大致是要打破過去故步自封的陸權心態，要以海洋般的視野來作自我定位，要以海洋文化來作的立國精神。 在政府的『海洋白皮書』裡頭（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2001），關注的是海域安全、海洋資源、以及海洋人文；不過，對於如何養成國民的海洋意識，也就是「包容、冒險、多元、利他、公益、平實等胸懷」，並沒有具體的建議。近日，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提出了『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確認我們是一個海洋國家，以「深耕海洋文化，形塑民族特質」為目標，提出的策略為「重建航海歷史圖像、打造海洋空間特色、保存傳統海洋文化、形塑海洋生活意象」（頁111-12）。 「何為海洋子民？何為海洋文化？」『國家海洋政策綱領』（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採取開放的態度，也就是「海洋文化本質是充滿想像、無界限及挑戰性」（頁70）。有人說：「大海意味著自由、機會、創造、資源、力量，海闊天空的萬種可能」（龍應台，2003：35）。也有人主張將人心與國民性格「海洋化」，也就是學習海洋的「包容博大」、「江海下而納百川」、「江養萬物而不自居」、「冒險犯難而不怨天尤人」、「求心而不畫地自限」（方力行，2002：7）。因此，這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哲學。我們若要解放我們心靈上的桎梏，就要擁抱孕育我們的海洋，讓海洋成為大家的共同想像。 參考文獻 曹永和。1979。《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 曹永和。2000。《中國海洋史論集》。台北：聯經。 鄭清文2004。〈海洋文學、期許壯美未來〉《新台灣新聞周刊》443期，頁74-75。 鄭漢文。2002。〈從祭典儀式探討雅美大船的物質文化〉收於《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論文集》頁48-59。台北：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鄭瑞明。2003。〈台灣早期的海洋移民──以荷蘭時代為中心〉收於邱文彥（編）《海洋文化與歷史》頁11-44。台北：胡氏圖書。 鄭永常。2004。《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板橋：稻鄉。 陳其南。1987。《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陳千武。1991。《陳千武集》。台北：前衛。 陳在正。2003。《台灣海疆史》。台北：揚智。 陳國棟。2003。〈台灣歷史上的貿易與航運〉收於邱文彥（編）《航運貿易新趨勢》頁1-29。台北：胡氏圖書。 中村孝志（卞鳳奎，譯）。2002。《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板橋：稻香。 蔣為文。1996。《海翁》。台北：台笠。 姜皇池。2004。〈海洋意識、台灣精神象徵〉《新台灣新聞周刊》450期，頁74-75。 鍾肇政。1980。《濁流三部曲》。台北：遠景。 周婉窈。2003。《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2003。《阿美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 戴寶村。2003。〈島之國、海之民──海洋台灣的歷史圖像〉《文化視窗》53期，頁28-31。 戴寶村。n.d.。〈第六篇──深耕海洋文化，形塑民族特質〉《海洋政策白皮書海洋文化組》（初稿）。 戴昌鳳。2003。《台灣的海洋》。新店：遠足文化。 東方白。1990。《浪淘沙》。台北：前衛。 杜正勝。2000。〈海洋台灣無限想像遼闊自由〉《聯合報》4月30日。 方力行。2002。〈海洋與台灣〉收於劉克康、劉家瑄（編）《二十一世紀海洋台灣》頁6-7。台北：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馮小非。2003。〈穿過記憶便是海〉《文化視窗》53期，頁46-51。 胡興華。2003。《台灣的漁業》。新店：遠足文化。 黃昭堂。1989。《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時代。 黃昭堂（編）。2002。《八田與一研究》。台北：現代文化基金會。 黃榮洛。1989。《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台北：台原。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2004年海洋事務研討會大會手冊》。台北：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2001。《海洋白皮書》。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 許雪姬（編）。1991。《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口述歷史第六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廖中山。1995。《海洋台灣VS大陸中國》。基隆：海洋台灣。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 林樹枝、張碧華（編）。2004。《海洋的國家──台灣建國運動先驅者林永生傳》。台北：前衛。 呂秀蓮。2004。《台灣大未來》。台北：知本家。 龍應台。2003。《面對大海的時候──海洋立國世界島》。台北：時報。 夏曼•藍波安。2002。〈從禮儀祭典探討物質文化〉收於《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論文集》頁60-64。台北：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松浦章（卞鳳奎，譯）。2004。《日治時期台灣海運發達史》。蘆洲：博洋。 蘇素敏。2003。〈天這麼黑，風這麼大……──從「海岸冥記」護探行動說起〉《文化視窗》53期，頁54-55。 翁佳音。2000。〈近代初期台海風雲〉發表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會科學研究所主辦「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台灣島史──慶祝曹永和院士八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 吳濁流。1977。《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行。 吳密察。1981。《唐山過台灣的故事》。台北：時報。 楊碧川。1987。《簡明台灣史》。高雄：第一。 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海的記憶──阿美族港口部落樂舞》。新店：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有關台灣海洋的綜合性介紹，見戴昌鳳（2003）。 * 發表於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科所主辦「全球化下台灣文化未來發展與走向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國際會議廳，2005/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