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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衝突管理到和平建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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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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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depends on advances in conceptualization and analysis. Daniel Druckman, et al.
(1999: 105) Since only
time resolves conflicts, time can also invent or revive conflict. I. William Zartman
(1997: 13) 壹、衝突與和平 在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的範疇裡頭，「和平」（peace）與「暴力」（violence）是相互排斥的概念。由暴力到和平，我們可以採取「維持和平」（peace-keeping）、「營造和平」（peace-making）、以及「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三種途徑；這些恰好與國際關係的三大學派遙相呼應。從「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點來看，和平的最佳保障就是透過軍力／實力來防止衝突的發生，也就是嚇阻（deterrence）；萬一衝突發生，現實主義者的對策是消極地派遣維持和平的部隊，起碼能立即終止戰爭、或是防止交戰的雙方擴大爭端，進一步期待能恢復衝突前的狀態（peace restoring），甚至於不惜使用武力來強制執行（peace enforcement）。從「理想主義」（Idealism）的觀點來看，不管是透過衝突的雙方、還是第三者，和平必須主動去營造而來，想辦法讓彼此以某種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來達成某種協定（modus vivendi）。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真的要長治久安，必須積極去探究深層的衝突根源，並且試著去重新建立彼此長期的關係。 我們先前在探究各種和平途徑之際（施正鋒，2003），就察覺到「衝突」（conflict）其實是和平與暴力之間的關鍵介面，也就是說，「衝突管理／管制」（conflict
management/regulation）就是在進行維持和平工作，「衝突轉換／解決」（conflict
transformation/settlement）等於在作營造和平，而「衝突化解」（conflict resolution）幾乎就是建構和平（圖1）。因此，若要充分掌握獲致和平的機制，必須先有效了解衝突這個概念、以及如何以建設性的方式進行衝突。
在這裡，我們必須對幾個常用的名詞加以釐清。對於一般人來說，所謂的「建構和平」是鬆散的用法（generic），還包括維持和平、以及營造和平；然而，對於和平研究的學者而言，建構和平是單純的指在達成和談協定以後，進一步追求全盤性的和解。同樣地，一般所謂的「衝突化解」，可以廣義地包含各種處理衝突的步驟，也就是由衝突管理、衝突轉換、到狹義的衝突化解；不過，有時候衝突化解又被當作是爭端處理／和平調解（dispute settlement、peaceful settlement）的同義詞，也就是被當作是傳統的和平途徑之一，特別是強調由第三者介入的派遣調人(good office)、進行調查 (inquiry)、調停 (mediation)、斡旋 (conciliation)、仲裁 (arbitration)、或是司法裁決 (judicial settlement)。至於「衝突預防」（conflict prevention），可以專門指和平途徑中的人道干預、或是預防性外交，也就是制止衝突繼續進行；然而，也可以是指一種和平的境界，代表在建構和平／衝突化解之後，才可以真正預防衝突的發生。 貳、衝突的解析 根據Hugh Miall等人（1999:
19-20），所謂衝突的是指團體之間追求不相容的目標。Louis Kriesberg（2003:
2-3）也作了類似的定義：兩個或以上的人／團體，至少其中的一方有相多的人，感覺到彼此的目標無法相容。因此，如果當事人認為彼此並沒有仇恨，就不能算是有衝突；相對地，只要其中一方想要否定對方的存在，即使另一方並沒有同等地敵意，也就構成衝突的事實。 Johan
Galtung (1996: 70-73) 認為衝突的表達必須包含行為、結構、以及態度三種形式：前者是有意識的、而且在實證上是明顯觀察得到的；後兩者則存於下意識、隱晦不明、而且往往必須經過推敲才能判斷出來。Miall等人（1999: 14-16）加以發揚光大，將這三個衝突的形式進一步解析：有敵意的態度包括感受、認知、以及意願三種層面；挑釁行為包括威脅、強制、以及攻擊等三種；而衝突的結構可以分為對稱、以及不對稱兩種模式。我們可以這樣說，態度是主觀的，而行為與結構是客觀的；行為是觀察得到的，而結構與態度是觀察不到的；結構是潛在的，而態度與行為是高昇的（圖2）。其實，維持和平是針對衝突的行為、營造和平是針對態度、而建構和平是針對結構（Galtung, 1996: 102）。
Louis
Kriesberg（2003: 7-20）則從六個面向來看衝突：為何衝突、兩造的特色、彼此的關係、社會脈絡、進行的方式、以及結果。首先，就衝突的爭議來看， Kriesberg（2003: 7-10）分為利益（包括物質資源、以及相對權力關係／地位）、以及價值（包括政治理念、或是宗教信仰）兩大類，而Miall等人（1999: 9-10）則分為利益、以及基本需求（包括生存、安全、以及認同）兩大類；大體而言，我們可以將這些爭端分為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社會地位、以及文化認同。表面上看來，面對有限／稀少的利益，分配是相互排斥的，相對地，包括認同在內的基本需求，並沒有涉及分配的問題，應該是比較沒有否定對方的必要；不過，我們也可以說，利益的分配不一定是零和的，只有分配多寡的爭議，相對地，基本需求與價值觀往往是不可妥協的，因此，衝突是無法避免的。 再來，就敵對雙方各自內部的特色而言，Kriesberg（2003: 10-13）區分為自我定位（譬如比較優秀、上帝的選民、或是歷史使命），菁英如何維持自己與追隨者之間的動員、以及支持關係（譬如對外所需要的資源、以及權威），爭端者與他者之間的界線是否明確（譬如彼此之間溝通、或是交流是否涇渭分明），以及爭端者內部的分疏程度（譬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涉外能力、或是族群的政治與宗教團體的姿態）。 Kriesberg（2003: 13-16）所提出的第三個衝突面向是爭端者之間的關係，包括捲入爭端的數目（譬如兩造、三方、還是多極），彼此整合、或是交往的程度（譬如相互倚賴、還是老死不相往來），以及相互的支配關係（譬如一方威脅、或是利誘另一方的能力）。 其次，第四個面向是衝突的社會脈絡（Kriesberg, 2003: 16-17），包括爭端的層級（譬如家庭、社區、國家、或是區域性），爭端是否具有開放性（譬如彼此是否可以對外尋求奧援），以及爭端者是否代表社會體系而否定對方（譬如某個族群控制整個國家、或是某個爭端國主導國際體系）。 第五個面向是進行衝突的方式（Kriesberg , 2003: 17-19），包括衝突的規矩是否制度化（譬如彼此是否加以內化、有特定的表達方式、以及強制執行的方式），以及衝突的嚴重性（譬如傷害為單向還是雙向的、肢體傷害／財產破壞的程度、是否波及非戰鬥人員、對於敵對者仇視的程度）。 最後一個面向是衝突的結果（Kriesberg , 2003: 19），包括誰贏得競爭（譬如雙贏、有輸有贏、還是雙輸）、彼此的關係將如何演變（譬如越行越遠、還是難分難解）、以及衝突是否化解（譬如雙方是否心服口服接受結果、還是醞釀著更嚴重的衝突）。 接下來是對於衝突發展過程的描述。Kriesberg（2003: 22-23）提出漏斗的模型來呈現衝突形成，包括醞釀、成形、競爭、擴大、降溫、以及解決／化解。同樣地，Galtung（1996: 88-89）也提出衝突的生命週期，也就是由成形、化解、去形、以及轉換。上述兩人的提法，大致是把衝突當作線性的遞嬗看待，Miall等人（1999: 15-16）則提出多重路線的衝突發展階段（圖3），也就是說，由衝突成形到化解，可能有三種進行的方式，並非是一成不變的：（R1）衝突成形 → 衝突管理 → 衝突轉換 → 衝突化解；（R2）衝突成形 → 衝突轉換 → 衝突化解；以及（R3）衝突成形 → 衝突管理 → 衝突化解。他們的意思是說，衝突可以跳過短兵相接的經驗，不用透過維持和平的過程，逕自進入營造和平的階段（R2）；另一種可能是在衝突管理以後，沒有經過冗長的衝突轉換，直接進行衝突化解的工作（R3）。
參、建設性的衝突 我們一般的看法，認為衝突是不好的現象，難免採取隱醫諱疾的態度，因而多少延誤化解衝突的契機。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進行建設性的衝突，把被壓抑的真相揭露出來，進而彰顯公義，長期來看，對於社會的合諧是有幫助的（Kriesberg, 2003: 6）。也就是說，唯有大膽面對衝突，透過目前的對話，確立過去的公義，才有可能重新建立未來彼此的關係，進而著手進行民主的治理、以及制度的擘劃。 當我們面對衝突之際，可以有五種可能的途徑／策略（Kriesberg, 2003: 122-23; Miall, et al.: 1999: 5-6: Galtung,
1996: 96）：規避、競爭、讓步、妥協、以及和解（圖4）。我們如果以「關心自己」、以及「關心他人／關心彼此關係」兩個軸線來看，原點的地方代表爭端者採取退縮、或是冷漠的姿態，目的是想要避免衝突繼續惡化；如此一來，很可能自己必須默默承擔各種形式的暴力，而且也顯得無意改善彼此之間的關係。
若要突破這樣的困境，我們可以有三種選擇。如果我們只是關心自己的利益、或是價值，在自信心足夠的情況下，可以正面與對手角力、競爭。另一個極端是完全站在對方的立場來看彼此的衝突，以最大的誠意來配合對方，甚至於不惜片面讓步。第三種途徑是嘗試著在兩者之間取得適度的平衡，盼望彼此達成某種妥協，不至於睥睨一切、也不過於委曲求全。長期而言，最好的策略是進行合作，看是否能超越舊有的關係、解決當前的齟齬、轉換現有的衝突，已達到和解的境界。
理想上而言，我們期待的衝突途徑是由規避、妥協、到和解；事實上，卻不一定會朝如此對稱的方式來作線性發展。如果我們以「我贏你輸」、以及「我輸你贏」兩個軸線來看（圖5），由「雙輸」到「雙贏」，其實是有兩股力量在運作（Miall, et al., 1999: 5-7,
11）。第一股力量決定「雙輸 → 雙贏」這條線斜率陡峭與否（越陡代表對方贏得越多、我方贏得越少），主要看官方的外交談判如何角力；第二股力量決定「妥協線」是否往雙贏的方向儘量遠離雙輸的原點（越往外移動代表的是全體的滿足感越大），端賴民間社會嫌惡玉石俱焚的程度、以及向領導者施壓的意願。換句話說，只要不是在你死我活的兩條零和軸線上，雙方都可以取得滿足感；問題是，這些滿足感如何分配？ John
Burton (1986) 以「權力vs.合作」、以及「雙贏vs.雙輸／零和」兩個軸線來看衝突進行的四種模式（圖6）。首先，如果以權力著手，根據衝突的結果是雙贏、還是雙輸／零和，可以分別稱為父權關係、以及衝突管理。儘管前者的結果是雙贏，不過，畢竟是由強有力的第三者所施加，即使並非城下之盟，爭端的雙方或許會難以覺得舒坦。後者是典型的由第三者進行爭端處理，也是聯合國比較樂於採取的和平途徑，特別是包括人到干預、以及預防性外交在內等各種強制執行和平的方式。
再來，如果是由合作來著眼，根據衝突的結果是雙贏、還是雙輸／零和，可以分別有和解、以及妥協兩種結果。和解是最佳的衝突結果，既可以讓爭執的各方皆大歡喜，而且不用採取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因而比較不會發生傷感情、或是嫌惡的情況。相對地，妥協是次佳的衝突結果，即使未能大家都滿意，不過，既然是經過雙方都接受的遊戲規則取得共識，而至少是不會造成兩敗俱傷，因此，可以視為終究走向全盤和解的階段性成果。 Miall等人（1999: 12-14）則進一步使用「權力關係是否平衡」、以及「衝突發展」兩個軸線，以階梯的方式來呈現衝突轉換的過程（圖7）。在衝突開始的階段，一方面是爭端雙方的權力關係極度不平衡，另一方面，也因為被支配者刻意隱瞞、絕口不提自己的困境，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一團和氣。這時候，必須有人願意挺身出來進行教育的工作，啟蒙己方了解本身的遭遇、以及所處的脈絡，進而鼓動要求改變此種關係。也就是說，除非一般百姓能夠覺醒，才能夠加以動員而產生賦予力量（empowerment）的效果（Miall, et al., 1999:
16-17; Galtung, 1996: 90; Väyrynen,
1999: 148-49）。
一旦被支配者逐漸膽敢向既得利益者挑戰、並且要求改變現有的關係，彼此的心結既然公開講出來了，衝突就開始表面化、甚至於表現出明顯的對立。一開頭，支配者或許不願意接受這個現實，並且會怪罪都是少數陰謀份子的操弄，百姓才會想要破壞現狀；不過，隨著衝突的不斷升高，除非支配者打算斷絕彼此的關係，就必須開始思考對應之道。 當支配者了解到必須與被支配者共生共存之際，正式的談判／協商就是唯一的選擇，此時，不能繼續假裝對方的存在，權力關係開始進行調整，也就是進入新的境界，尋求長期關係的建立。不過，光是靠溝通管道的改善，只能達成立即的衝突管理目標，並不能真正改變敵視的態度、或是轉換衝突的本質；若要追求長期的和解，必須嘗試去重新定義平等的關係、以及建立公義的制度（Jeong, 2000: 37; ）。 肆、結語 我們在這裡，首先將衝突引入由暴力到和平的概念架構，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從事衝突管理、衝突轉換、以及衝突化解工作之際，同時是在進行維持和平、營造和平、以及建構和平的努力。我們解析了John Galtung提出的衝突三個基本形式，也就是行為、態度、以及結構之間的交互關係；我們也介紹了Louis Kriesberg所提的衝突的六個面向；我們也綜合整理出衝突化解的流程。再來，我們提出如何採取建設性的衝突策略，也就是由規避、妥協、到和解，並且指出導向雙贏的力量；在這裡，我們看到權力關係如何左右和解的過程；我們同時也注意到，真的要達成和解，被支配的一方要勇於挑戰現有的結構性暴力，如此一來，談判協商才有達成和解的意義。 參考文獻 施正鋒。2003。〈和平學與台灣〉收於雷敦龢編《和平學論文集2001》頁3-75。台北：唐山出版社。 Bu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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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Techniqu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 Institute of
Peace. 直接暴力是指流血、戰爭。間接暴力包括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以及文化性暴力（cultural violence）；前者是指因為制度上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壓迫、支配、或是歧視，後者是以支配性的價值觀、或是論述，來合理化現有的結構性暴力。結構性暴力是殺人不見血的，而文化性暴力則是用來羈糜被支配者的意識。 有關三者的差別，見Zartman (1997: 11)、Miall等人（1999: 22）、以及Hauss (2001: 27)；不過，在實踐之際，原本看來是線性的序列，有可能會重疊，也就是同時進行兩種、甚至於三種追求和平的努力。 譬如「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或是「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與維持和平行動最大的差別，第三者進行強制和平，並步需取得衝突雙方的同意。不過，有時候只要是由外力強行介入，不管是維持和平、營造和平、或是建構和平，也都會被籠統地當作是強制和平。 有關於「衝突化解」與「衝突轉換」的差別，見Väyrynen (1999: 148)。當然，也有人認為「衝突轉換」的境界比「衝突化解」更高，主要是將「衝突化解」當作「衝突管理」看待；見Miall等人（1999: 21）、以及Galtung (1996: 88-89)。 根據Miall等人（1999: 12-13），當彼此的權力關係越是不對稱，除非改變現有的結構，否則，在一邊恆輸的情況下，爭端是永遠無法化解；問題是，居上方者往往不會輕易放棄對自己有力的關係，此時，唯一能打破這種僵局的是由強有力的第三者出面曉以大義、甚至於挑戰支配者。 有關於談判／協商的技術性介紹，見Dukes (1996)、Fisher (1997)、Zartman與Rasmussen (1997)、Jeong (1999)、Reychler與Paffenholz (2001)、以及Kriesberg (2003)。有關於個案的討論，見Harris與Reilly (1998)、Szaybe (2000)、Hauss (2001)、Kreuzer (2002)、以及Redekop (2002)。 * 發表於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主辦「第四屆和平學研討會──和平願景與超越衝突的未來實踐」，台北，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2004/10/30-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