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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文化主義看客家電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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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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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speech is guaranteed only
to those who own one. A.
J. Liebling （1964；轉引自Stepp,
1990） 壹、理論架構 一般而言，少數族群的權利（minority rights）包括認同權、文化權、語言權、教育權、媒體權、以及政治參與權。除了基本的言論自由，媒體權還包含資訊的取得、以及溝通兩個層面（European Manifesto, 2004），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接近權」（access to media）[1]。就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少數族群的媒體呈現」（minority media
representation）是「少數族群代表」（minority
representation）的重要指標之一[2]，除了反映出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以外，更可以提升國家體制的正當性，進而有利民主政治的鞏固（Husband, 1994）（圖1）。
少數族群的媒體呈現可以透過主流媒體、以及「少數族群媒體」（minority media）兩種形式。如果我們把媒體視為一種文化機構的話，少數族群媒體的建構（圖2），除了決定於市場機制的考量以外，還取決於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
不過，媒體的分配並非只族群間的權力關係，因為政府的政策、以及菁英的動員可以扮演中介變數的角色，也就是會強化、或是削弱結構性因素（多數vs.少數）的宰制[3]；我們可以將政府的媒體政策簡單分為同化、反歧視、以及多元文化三種；至於菁英動員會採取何種模式（屈從、衝突、或是和解），則大致要決定於內部整合的程度。長期而言，傳播科技的變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規範，則是政府／菁英在進行理性選擇、以及族群間從事策略性合縱連橫之際，所必須面對的脈絡（Cottle, 2000）。 站在少數族群的立場來看，其媒體呈現除了有民主的意涵，還左右著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的分配、以及文化認同的形塑（圖3）（ter Wal,
2002; Cottle, 2000; Downing & Husband, 1995）：這是一種雙向的相互影響關係（recursive）[4]，一方面，少數族群在政治／經濟上的實力決定了其媒體呈現，另一方面，媒體呈現會回過頭來強化族群間的政經分配；同樣地，媒體呈現與族群認同有相互建構的關係，也就是說，一方面，族群認同的強弱決定著媒體將如何呈現族群的面貌，另一方面，媒體也會影響族群認同的形成、轉變、甚至於消滅。
從社會化的功能來看，媒體不光是提供資訊、或是報導事實而已，更是一種想像、建構、或是詮釋，甚至於會提供一套世界觀、或是行為規範，讓媒體消費者以為這就是社會現實（Graves, 1999）。因此，排他性的多數族群可透過媒體的控制，想辦法排除／避免呈現少數族群的差異、或是族群間相互混和（hybridity）的現象，甚至於動用霸權語言／論述／敘事／迷思，將族群間的支配關係定義為合理的現狀：這樣的權力關係將是「觀看者vs.被窺視者」、「知者vs.被知物」、「主流vs.他者」、「支配者vs.被支配者」、「正常vs.異端」、甚至於是「自己人vs.敵人」（Cottle, 2000: 9、13、15）。 貳、多元文化式的媒體 從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角度來看，就是以「差異的承認」來達到國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以及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的目標，因此，媒體應該像是一面鏡子一般，要充分表現出社會的多元族群現象，也就是要「傾聽所有的聲音、凝視所有的觀點、以及所有的人皆可使用」（Pennefather, 2003: 2）。從族群關係的觀點來看，媒體可能強化、也可以舒緩族群間的衝突[5]，完全端賴我們如何呈現彼此的關係（Relijic, 2000）。 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對於族群在媒體場域所表現的角力，就是不同族群認同之間的競爭；不管是不承認（nonrecognition）、還是錯誤認知（misrecognition），這些隱晦不明的結構性暴力所代表的就是一種實質的壓迫（Tereskines, 2001; Taylor, 1994）。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1991: 221）就明白指出： Struggles
over ethnic or regional identity…are a particular case of the different
struggles over classification, struggles over the monopoly of the power to
make people see and believe, to get them to an recognize, to impose the
legitimate definitio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world and thereby, to make
and unmake groups. 對於少數族群而言，就是卑微地希望至少有機會在媒體中看到真實的自我（Cottle, 2000: 26）。否則，在沒有聲音、缺乏影像的形況下，少數族群彷彿是缺少了甚麼似的「半人」（half-human），既在媒體裡頭聽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也無助於了解自己、更不用說如何去告訴別人自己是誰，久而久之，很可能就相信自己只是渺小的、次要的、甚至於不存在的他者，少數族群會因此感到被社會排拒而集體自暴自棄（Mahtani, 2001）。 一般而言，多元文化式的媒體應該至少包含三個層面（圖4）：所有權（of
whom）、參與者（by whom）、以及內容（who/what/how）。所有權是指民營、或是公營；參與者是指決策、製作、以及流通[6]；內容包括主體／客體、範圍（主角、配角、背景）、角色（正面、負面、中性）（Graves,
1999; Deuze, 2000; May, 2002）。就少數族群的社會經濟條件而言，如果沒有國家的積極介入，不可能會有公平的分配。 參、少數族群的媒體呈現 就少數族群的媒體呈現而言，主流媒體的作法不外是採取消聲匿跡（absence）／低度呈現（under-representation）、或是錯誤呈現（misrepresentation）的方式來處理（ter Wal,
2002），因此，光是有呈現還不夠，還要看呈現的方式。根據Beata Klimkiewicz（n.d.），媒體對於少數族群的呈現有三種模式：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負面主義（negativism）、以及異國主義（exoticism）。 所謂的本質主義，是指將族群的認同固著在某些（甚或單一）觀察得到的客觀「本質」，譬如語言、宗教、或是其他文化特色，而且相信認同是一生下來就決定了，沒有協商、或是想像的空間；特別是少數族群的「魯鈍」、「拙劣」的特色會被刻意突顯，以強調多數族群所支配的國家的寬大為懷。表面上，少數族群雖然看來可以因此保有集體認同，不過在實際上，自我認同卻是必須由他人所指定／允許；如此一來，少數族群即使能獲得恩寵似的照顧，與多數族群的關係卻是上下位階。 所謂負面主義，就是將少數族群作妖魔化、或是部落化的呈現，刻意醜化少數族群的特質（不管是捏造、還是誇大），特別強化少數族群特立獨行的形象（真相是反對同化），製造少數族群的差異會給社會帶來威脅的印象。最明顯的作法就是在報導犯罪行為之際，一再不經意揭露犯者的少數族群身分，卻罔顧所有的族群都有可能會有成員會犯同樣的罪的事實，用意就是要讓讀者／觀眾作過急推廣式的聯想，相信少數族群必須加以規範、限制、或是流放。影響所及，一般大眾自然會產生在認知上的負面刻板印象、在態度上的忽視／偏見、以及在行為上的規避／歧視；少數族群面對如此污名化的呈現，難免會選擇退出自己的族群而加入同化的行列（Graves,
1999; Mahtani, 2001）。 所謂異國主義，就是將少數族群以異國情調的方式來呈現，強調其不同的鄉土風情，有如出國走馬看花、或是牆壁上的風景月曆一般，只是被他人／主體欣賞的客體；雖然呈現的並非負面意像，卻是根據多數族群的觀點來作選擇性認知，因此，即使少數族群的特徵並未被排拒，卻只是膚淺的多元文化主義，並未能反映出少數族群的刻骨銘心的心路歷程，尤其是掙扎中的集體認同想像。也因為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之間不允許有歧見，彼此就不會出現防衛、對立、或是批判的情境，更不會發展出對等的夥伴關係；少數族群的他者地位只會在短暫的好奇中繼續強化，而不平等的結構也會讚嘆聲中獲得合理化（Klimkiewicz, n.d.; Cottle, 2000: 11-12）。 肆、少數族群媒體 在主流媒體對於少數族群呈現不足／錯誤的情況下，少數族群媒體因應而生；也就是說，如果不調整因為歷史因素所留下來的媒體結構不平等、或是對於媒體資源加以重新分配，表面上的齊頭式平等只會制度化原本的不平等關係。然而，在保障少數族群媒體權的前提之下，光是靠媒體自由、或是社會責任，並不能保證少數族群取得媒體呈現的管道，國家因此有責任主動確保少數族群的呈現，包括保障在主流媒體的時段／版面的固定百分比，或是出資贊助少數族群媒體的成立／發展（Downing
& Husband, 2002: 9; Barnett, 2000: 53; Roth, 1998）。 對少數族群來說，如果能掌握媒體的製作／呈現／使用，才有可能決定將甚麼呈現給大眾，進而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且是被社會所接受（Riggins, 1992: 283: Devroe, 2004）。Downing與Husband （1995）甚至於認為，透過少數族群媒體在組織上的自主性，可以逼迫主流社會思考：如果真的要確保少數族群在國政上的有效參與，主流社會勢必要想辦法去取得與少數族群媒體銜接的管道、或是在主流媒體中開放對於少數族群的呈現。 根據Viswanath以及Arora（2000），少數族群媒體具有五種社會功能：就消極面來看，少數族群媒體起碼是一種自我防衛的機制，用來偵測社會的忽視、或是敵視，進而向族人提出警訊；再來，少數族群媒體也是進行族群動員的利器，特別是選舉之際；此外，媒體也可以用來正面推動少數族群的榜樣；透過文化的傳遞，媒體可以強化少數族群的集體認同；最重要的是，少數族群媒體也可以進行國家所推動的整合工作。另外，Browne（2002）也認為少數族群媒體有一些操作性的目標，包括提供資訊、就業機會、保存／恢復／發展母語、提供政治／社會／文化上的自豪、對抗負面的刻板印象、以及促進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之間的對話／合作。 對內而言，少數族群在媒體上自由使用自己的族語，可以有效地進行內部溝通、強化族群的凝聚力、塑造族群的集體認同；少數族群的認同雖然 是起源於個人在家庭內的感受，卻必須經過公共領域的洗禮，才能不斷地獲得再確認（Georgiou, 2001）。進一步來看，儘管多數族群可以試圖以國家／媒體的支配來壓制他者的認同，少數族群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媒體，來對抗／挑戰／改變別人所硬給的認同、或是取回／確認／塑造自己的認同。 對外而言，少數族群媒體可以進一步作為族群之間開放對話的平台，將少數族群所關心的議題傳遞給主流社會（European Manifesto, 2004）。如果說媒體具有將所有公民作政治社會化的功能，並非要少數族群接受多數族群的文化特色、或是生活方式，而是要透過對於價值觀、以及規範的對話，努力去取得彼此在政治文化上的共識（Browne, 2002）。從Jürgen Habermas（1989）所提出「公共領域」的概念來看，媒體是一種存在著多重公共領域所的場域；作為公共領域的少數族群媒體與主流媒體，其實是可以並行不悖、甚至於是取得國家整合的共識，彼此之間不一定要封閉自守、或是相互對立，以免因為媒體消費者的零碎化而造成社會的分歧；換句話說，光有單向的發聲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雙向的溝通（Klimkiewicz, n.d.; Downing & Husband, 2002: 10-11）。 伍、客家電視台的定位 究竟客家電視台是要定位為「呈現客家人的電視台」（TV representation of
the Hakka）、還是「客家人的電視台」（Hakka TV）？就前者來說，是以全體社會為播放的對象，希望非客家人也能藉此電視台來了解自己。如果目標是後者的話，我們還可以細分為屬於客家人（of the Hakka）、由客家人所營運（by the Hakka）、以客語播出（via Hakka）、播放客家人物／事務／議題（on the Hakka）、以及以客家人為對象（for the Hakka）等層面[7]。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層面雖然是息息相關，卻有不同的優先順序。 首先，儘管客家電視台的服務對象可能先期定在客家族群，然而，客家人關心的並非只有客家事務，多少會想了解族群互動的議題、或者是非客家議題；長期來看，除非是資源有限，客家電視台不應侷限於客家相關的議題。 其次，即使是客家議題，也不應只是停留在介紹客家文化、或是原鄉的客家人物而已，因為離開原鄉的客家人，還要面對文化以外的課題，譬如就學、就業、或是都會區的調適。要不然，一旦本質化、或是地方風采的題材耗盡，節目無法推陳出新，觀眾的邊際效應遞減，將不只是無法開拓新的觀眾，連要留住原有的支持者也會面對困難。 再來，客語大概是客家電視台吸引客家觀眾的最佳誘因，尤其是對於主流媒體無法取得歸屬感的長者。我們也知道，客語是維繫客家認同的最重要指標；我們甚至於可以說，三位一體的媒體／語言／認同，是少數族群媒體的盤石（Barnett,
2000: 5-6）。不過，如果客家電視台若要降低收視者的年齡層、卻又同時維持客語為主的特色，可以有兩種另類的嘗試（Levine, 2001）：其一是採取配音的方式播出在主流媒體的連續劇、影集、電影、或是卡通片，譬如說客語版的『大長今』、『慾望城市』、『哈利波特』、或是『哈姆太郎』；其二是用客語／客家人重拍熱門的連續劇、或是偶像劇，譬如說客家版的『阿信』、『鬥魚』、或是『麻辣鮮師』。
最後，當客家電視台逐漸站穩腳步以後，也可以考慮開拓市場（Roth, 1998）。如果我們以對象／觀眾、以及使用語言兩個軸線來看，一種方向是嘗試與不會客語的客家人對話，等他們習慣了客家電視台這個頻道以後，或許會有外溢的效果（spill-over），吸引他們願意看看客語節目；基本上，客家電視台將還是維持客家人電台的屬性（圖5）。 另一種方式是將客家電視台加以擴充，重新定位為以客家族群為主體的多元文化電視台，也就是使用非客家話來與非客家人交流。乍看之下，這個途徑似乎與前者相仿，其實不然，因為這裡的內容不再是純粹以客家主題為重心，而是強調其他族群與客家人來往的經驗，因此，會根據非客家人所提出來的疑惑進行解答、或是依據客家人的企盼來對非客家人從事論述。 最後一種可能，是以客語節目來吸引非客家人。除非是類似於『寒夜』的戲劇，我們能想像的節目是客語教學節目，對象是急欲學得客語的人，譬如嫁／娶客家人的非客家媳婦／女婿、派到客家縣市鄉鎮的教員／公務人員。 陸、結語 如果純粹以市場經濟作考量，客家電視台似乎注定無法與主流媒體競爭，也就是說，不管是要將觀眾賣給廣告商、還是將消費者賣給生產者，人口結構還是最大的限制（Levine, 2001），除非客語是所有族群的共通語言；因此，不管是專門播給客家人看、還是希望其他族群了解客家人，國家出資長期補助客家電視台是必要的作法。 既然少數族群媒體在經濟效率上先天不足，對於少數族群來說，鞏固了自己以後，還要繼續往主流媒體跨出，畢竟，客家議題並非客家人所獨占、或是獨力承擔，而是必須取得全民的共識，也就是說，除了確保客家族群獨特的認同以外，國家整合仍然是們要追求的目標（Tereskinas, 2002; European
Institute for the Media, n.d.）。因此，除了客家電視台以外，客家族群應該要求國家出面，規定主流媒體充分而公平地呈現自己（Delfen, 2002）；此時，媒體的決策／製作層級，應該有確保客家人有效參與的「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措施，間接取得客家族群的起碼呈現（May, 2002）。最後，作為一個對社會負責的媒體（Peterson, 1963），媒體人除了應該有專業能力以外，也要具備跨族群溝通意願、以及能力（Downing
& Husband, 2002: 12-13）。 參考文獻 Bar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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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Council of Europe（1995）的建議。 [2] 另一個關鍵的指標是「政治呈現」（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簡單來說，就是少數族群在各種政治機構的代表性，包括立法、司法、以及行政。 [3] 當然，政府政策、以及菁英動員也受到政治權力關係影響；參考Downing及Husband (2002: 10) 的討論。 [4] 不過，我們在這裡只強調媒體呈現分別與權力、利益、以及認同的關係，並未探討後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在圖3以虛線來表達。 [5] 在這裡，族群衝突是指彼此所關心的優先順序不完全相同，未必是指兵戎相見。 [6] 不管是文字、聲音、還是影像，在製作方面包括蒐集、選擇、以及編輯，在流通方面包括廣告、節目、以及播出（Barnett,
2000: 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