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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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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一個墾殖社會（setters’ society），不是移民國家（immigrant country），這樣的區別，主要在承認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歷史地位，而非只是一波波移民裡頭較早／最早來的而已，也就是說，當原住民被一般化的情況下，實質上是要被虛無化，進而否定其特有的原住民權利（indigenous rights）。客家人、以及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是自願前來的墾殖者後裔，在主觀上大致已經將台灣當作是故鄉、或是母國，因此，應該可以稱呼為本土人士（natives）。長期被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羈絆的所謂「外省人」族群，由入境問俗到土斷，有較為曲折的心路歷程；由於歷史上的結構因素使然，是否願意／可以稱為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在主、客觀上仍有分歧的看法。一般所謂的「外籍新娘」，可以算是「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nt），通常是急欲加入這個社會；由於她們是單性前來，彼此之間是否已經凝聚出某種程度的族群意識，仍有待觀察，不過，從人權／福利的角度來看，至少已經不是單純的內政部人口普查類別，而是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重視的公共政策議題。 在這裡，我們先將探討原住民的權利如何在憲法中加以落實，緊接著是剖析我們走出客家人與鶴佬人的歷史糾葛，再來是嘗試由認同的角度來了解外省人族群，最後才稍加說明我們對於新近移民的看法。
台灣新憲中的原住民族專章 陳水扁總統曾經先後簽定過『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1999/9/10）、以及『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2002/10/19），這些都是選舉之前的承諾。在連任總統之後，陳水扁進一步宣示，在未來台灣的新憲法之中，將特別設立原住民族專章，原住民菁英喜出望外，開始構思這個專章的意義。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特別成立了一個「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針對該會所提出的專章草案提出十項重大議題，邀請相關學者撰寫論文，並廣邀原住民各級行政人員、原運人士、以及研究生，每週進行攻堅式的討論，預期在九月底正式提出建議案。以下是規劃中的議題：
為什麼原住民族權利要入憲 什麼是原住民族的固有權（inherent rights） 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意義何在 原住民族自決權的正當性 為何原住民族要自治 單一/聯邦體制與原住民族自治安排（含權限爭議） 原住民族代表的意義與有效政治參與的安排 原住民族中央民族議會的建構 傳統領域與土地權、資源權、漁獵權的關係 原住民族的司法權、習慣法 原住民族的財政權入憲 從民族條約來看準國與國之關係 原住民憲法專章面臨的憲法問題
就墾殖國家尋求與原住民族重新定位的方式來看，大致有宣示（美國）、簽定條約（紐西蘭）、入憲（加拿大）、以及判決（澳洲）等四種途徑，再透過政治運作，最後以立法的方式來落實。以憲法來確認原住民族的集體權／民族權，以加拿大的『1982憲政法案』（Constitution Act, 1982）最為明確：
The existing aboriginal and treaty rights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Canada are hereby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拉丁美洲國家在1980年代末期以來的民主化，已經有11個國家以憲法條文來表達對於原住民族權利的保障，包括阿根廷（1994）、玻利維亞（1994）、巴西（1988）、哥倫比亞（1991）、厄瓜多爾（1998）、瓜地馬拉（1985）、墨西哥（1992）、尼加拉瓜（1987）、巴拿馬（1994）、巴拉圭（1992）、祕魯（1993）、以及委內瑞拉（1999）等國（Van Cott, n.d.; Mendoza, n.d.）。在北歐的芬蘭（1999）、挪威（1995）、以及瑞典（1998）三國，也在憲法中保障沙米人（Sami）的權利。另外，紐西蘭、以及澳洲在近年來積極推動新憲，也認真考慮如何將原權入憲，特別是在澳洲，他們把原權入憲當作是與原住民進行歷史和解的關鍵（Wickliffe & Dickson, 2001; n.a., 1997）。 就象徵意義而言，原權入憲代表著國家與原住民要重新建立關係的決心，這也是一種契約書，表示過去被不請自來的外來政權吸納的原住民，從此要共同建構這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再來，在憲法中承認原住民權利，也是一種最終的保障，以免非原住民社會以人數上的優勢來主導立法，通過不利原住民的法案；當然，這也同時表達政府未來如何施政的願景，以提高原住民族的整體地位；最後，光是對於這個議題的討論，也可以提高百姓對於原權的關心、並且促進原住民與非原住民菁英之間的對話，培養彼此的共同體的感覺（Jull, 2002: 13-15）。 大體而言，憲法中的原住民條款可以包含三種：前言、反歧視、以及權利。如果是在憲法前言提到原住民，通常是在作歷史定位的努力，特別是作為「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的意義，也就是說，他們是在墾殖者還沒有前來之前，就已經居住在這裡很久了（至少是往前超越文字的記載），而非以顧名思義／望文生義的方式，解釋為「最原先的住民」（first、original habitants）的意思；換句話說，這並不涉及考古學家所關心的研究課題，究竟在石器時代的史前住民是否現在原住民的祖先，因此，「原住民族／原住民」是絕對的概念、是獨一無二的，而非想當然爾的相對概念（Eira, n.d.）。 就相關原住民族的反歧視條款而言，大致是與其他少數族群作一般性的規範。至於原住民族權利的內容，除了上述的認同權，還包含自決權、文化權、財產權／土地權、以及補償權等等。除了實質的憲法內容，原住民與政府進行協商的架構／程序，也並須事先作規範，譬如說，究竟要採多數決、還是少數否決式的共識決。另外，原住民內部必須先作整合，譬如談判代表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或是授權（mandate）。 在歷來的民間憲法草案當中（施正鋒，1995），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在前言特別描述到「我們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祖先，過去在台灣的原野自由、和平地生活著」；黃昭堂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建議在內閣中設置「原住民部」；人民制憲會議的『台灣憲法草案』、以及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都設有「原住民族專章」，陳水扁總統大概是根據原運人士的一貫主張而有此承諾。 如果我們嘗試著去了解世界原住民運動在過去30年來、或是台灣原住民運動在過去20年來的努力，就不會發生近日對於原住民身分的去脈絡化詮釋。即使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1994）以「原住民」取代充滿負面聯想的「山胞」字眼，已經有十年，不要說政治人物對於這個國際通用的名詞有所疑慮，連學者也是眾說紛紜，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由此可見，我們目前所作的努力，只是在從事理論上的思考，還有待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進行論述上的交換、尋求妥協之道，特別是非原住民學者專家，如此一來，才有辦法與政治人物進行溝通，並且使用一般人能了解的語言來說明，說服老百姓來參加討論，終究，學術、政治、以及庶民／媒體之間才有真正的對話。
客家的本土認同與「福佬沙文主義」 由於歷史上的偶然，也就是清將施琅對於「惠、潮之民」的偏見及歧視，造成客家人大規模渡台落於鶴佬人之後。直到日本前來殖民統治之前，滿清政府於邊疆「蠻荒之地」的國家洞穿能力不足，在客家與鶴佬之間難免因為開墾競爭而有齟齬、甚至於彼此兵戎相見，也就是歷史上的「分類械鬥」，統治者藉機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意識因此開始凝聚。不過，當義民爺的祭祀逐漸與三山國王信仰並駕齊驅之際，代表的就是保鄉衛土的客家人，無形中已經開始在從事土著化 (naturalization) 的努力。從太平洋戰爭到二二八事件，外來政權的統治讓客家人與鶴佬人、以及原住民開始強烈體會到休戚相關的共同命運感，不過，由於戰後避秦來台的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分化，客、鶴兩族之間即使有相當的通婚，彼此的關係卻一直未臻和洽。 在過去十年來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由於一些人傾向於將民主庸俗地矮化為投票主義，再加上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的論述稍嫌跳躍，不免讓客家族群菁英萌生疏離之意，以為這就是要進行「鶴佬化」，譬如客籍的許信良批評「本土論述是台灣歷史發展上，一個最多餘、最沒有意義的論述」，他甚至於認為本土化是少數人追求的「族群民族主義」（《聯合報》2004/5/24）。我們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於台灣的客家族群而言，衝擊其集體認同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就是福佬人／鶴佬人。 長期以來，作為少數族群的客家人，不僅是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客客氣氣、小心翼翼，在公共領域的再現幾乎也是被當作是隱形人看待。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自由化，民間的社會運動一一崛起，客家運動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緘默，以跨越政黨的「還我母語」運動來表達對於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以及對中華民國的「獨尊國語」政策的抗議。此時此刻，客家菁英除了強烈揭露出認同被威脅的焦慮，也反映出客家人對於鶴佬族群文化所感受到的無形壓力，窺諸彰雲嘉南福佬客的涵化（郭伶芬，n.d.），更可印證客家族群的集體認同失落感，尤其是在離開原鄉（桃竹苗、六堆）者。客家人除了間接表達對於所謂「自然同化」的反對，也委婉地抱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無奈當中，又夾雜著幾分未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憤懣，其實是充分顯示著不應該被現代國家排除的期待。 回顧在民主過渡的過程裡，非但族群間的差異未見消逝，原本的齟齬更是隨著選舉的自由化而持續擴大；特別是透過政黨的全國性動員，由省市長 (1994)、到總統 (1996) 選舉，政治人物從此必須正視客家議題所代表的意義何在，而非延續過去的恩寵式收編，客家族群開始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之所以能快速成立，顯現的是就是政治菁英超越黨派藩籬的初步共識。 坦承而言，大多數鶴佬族群對於客家人的心境大體欠缺同理心（empathy），因此，大而化之的做法難免被解釋為視若無睹、甚至於是不屑一顧；特別是在過去兩次總統直選 (1996、2000)，由於民進黨內部的初選稍有瑕疵，讓有心人士得以推波助瀾，進而影響大選的客家選票流向。其實，就是因為民進黨在桃、竹、苗的得票率有待加強，才有大幅成長的空間；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近乎棄守的說法，代表的是少數急功近利者的怠惰心態。此回總統大選 (2004)，桃、竹、苗的客家選票明顯擴張，證明客家人是理性而務實的選民，絕非特定政黨的囚犯式支持者。 回想在1994年舉行的「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中，與會代表除了支持概括性的多元文化原則、以及多語政策外，客家族群更積極提出建言，要求在國民義務教育中除了要有母語教學外，每個小學生至少要再學習一種其他族群的語言；這些精神終於在隨後通過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中，以條文的方式獲得確認（第102條）。回想當時的激烈辯論，議者則擔心族群差異的承認／突顯恐會激化原本就有張力的族群關係，更不用說在憲法中加以制度化。然而，站在弱勢族群的立場，任何淡化差異的努力，很難不被解釋會淪為邊陲化。傳統的「只有台灣人」、或是「只有中國人」的論述，儘管有內部整合的殷切期待，然而，在個別族群的認同尚未獲得確認之前，難免讓客家族群有被迫選擇靠邊站的認知，甚至於有放棄其自我認同的詮釋，特別是本土化論述的說明不夠細膩，也就會讓一些客家菁英以為，這是要建構一種以鶴佬人為中心的台灣認同，也就是以本土化包裝鶴佬化﹙圖1﹚。
客家菁英大致同意其族群認同建立在使用客語的能力，不容諱言，也就是質疑「不會說客家話的人還算是客家人嗎？」然而，在當前語言教育、以及媒體管道未能有立足點平等之前，若堅持以語言作為客家認同的唯一標誌，面對強勢語言的融合暗示、及商業利潤的考量，客家人口勢將逐漸萎縮。我們是否可以接受更開放的族群認定方式，譬如說，以主觀認同與否來承認其個人的族群歸屬，而非硬性要以「客觀的標準」來辨識？ 我們以為，為了要確保客家的集體認同，除了文物保存、文化發揚、以及語言推廣以外，現代的客家人認同是建立在彼此共同的記憶、或是經驗。因此，客族歷史的重建刻不容緩，特別是先人飄洋過海、披荊斬棘的史詩。更重要的是，這些是所有台灣人的集體資產，而非客家人自己的家內事。政府應該讓客家人有選擇自我認同的機會。或許所謂的外省族群，不願讓過去的籍貫措施帶來歧視，客家人卻有族群人口萎縮的擔憂，因此，在人口普查中，政府應該可以藉此確認客家族群的人口數，至少適當地讓客家文教支出符合人口比例。 我們以為，站在族群政治角度來看，客家族群的短期目標是尋求客家認同的自我確認，中程的目標則在於追求社會結構的公平性，長期目標則在於建構和諧的族群關係。就族群結構而言，客家人一向具有樞紐的地位。首先，客家人在戰前被「福佬化」的不少，同時，戰後與外省人通婚的也相當多，應該可以積極扮演本省、外省之間扮演互動的觸媒、或是和解的橋樑。此外，客家族群或許因為語言上的天份、或是文風較盛，因此在主流媒體的影響力遠勝於鶴佬人，除了擔任族群的喉舌，或可振衰起蔽，領導台灣族群關係的合理安排。 長期而言，若要追求真正的族群和諧，還要端賴「多元文化」的精神如何實踐，也就是不管相對人數的多寡、或是政經力量的強弱，每個族群的存在都是至高無上的、每個族群的特色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都要獲得國家的平等待遇、以及保障。光是口頭上的尊重於事無補，至少也要有制度上的誘因來落實。和諧的族群關係必須建立在健康的互動過程。我們企盼在不久的將來，大家在義務教育中有學習客家語言、歷史、及文化的機會，也就是說，除了消極地將所有語言提升為官方語言外，更要積極地從小要求每個人學習至少一種其他族群的母語。
嘗試了解「外省族群」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 外省族群是在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可以說是非志願性的政治難民，也因此，對於故土中國有較強烈的戀眷；相較之下，早先來的鶴佬、或是客家族群，大多是自願前來的經濟性移民。眾所週知，在過去十年來，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聚合，進而左右著對國家走向的定位。具體而言，本省人會傾向於自認為是台灣人，並且對政治、或經濟上的統合採取較保留的立場；相對的，外省人對於中國人的認同比較可以不加思索地接受，對於中國比較有感情上的眷念、甚至於接受某種形式的政治結合。 戰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幾乎全數遷台，外省族群多被安置軍公教，以致公家部門的人事安排未盡與族群人口成比例；蔣經國晚年體認到反攻無望，開始選擇拔擢本省菁英，以宣洩族群隱忍已久的不滿。在李登輝總統任內，菁英甄補方式日漸合理；不過，少數過去居優勢的外省菁英有時移事異之嘆，危機感頓萌，乃人之常情。為避免任何外省族群有「無立足之地」的認知，外省族群的認同應該受到相當的尊重、就業機會應該受到起碼的保障，進而在求政治權力、以及經濟資源分配的公平。 隨著民主化的過程，原本族群間的政治支配關係逐漸獲得調整，政權也大致可以在總統直選後取得正當性，只不過，台灣與中國的定位仍懸而未決；雖然對於住在台灣的所有人來說，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應該是最基本的共識，然而，台灣住民的民族認同也有待自我釐清。追根究底，台灣與中國之間似有若無的緊張狀態，除了有外省人在國共鬥爭中家園被毀、親人被清算鬥爭的誓不兩立仇恨外，也有在冷戰時期與美國作被動式結盟而養成的黑白分明反共思想，更有在建構現代化民主國家過程遭受打壓所產生的同仇敵愾。 在過去，國民黨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以及「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來壓制族群認同，卻在實質上進行垂直式的族群分工，無形中將國家加以族群化；相對地，本土人士一方面高舉台灣民族主義式的民族／國家認同，一方面又追求當家作主式的族群公義／平等，雖然未必刻意，恐怕多少也有幾分是以國家／民族的大帽子，加上民主的多數決所提供的正當性，試圖掩飾對於族群分配的企盼。近年來，主客易位，倒是泛藍的勢力強調族群的差異／競爭，相對地，泛綠陣營則多強調只有國家認同的問題，沒有族群的衝突。表面上看來，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似乎是有上下的位階，不過在實證上，兩個的存在並非相互排斥，而且規範上，彼此的定位也有待商榷。 在一個多元族群的後殖民社會，「共同體的想像」往往會遭到質疑：「這是誰的想像共同體？」此時的任務是雙重的，也就是如何避免民族運動被扭曲為族群運動。特別是在一個由不同波移民組成的社會，在設法要釐清集體認同之間的藩籬之際，民族主義除了要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犯，還要面對如何將多重自我建構成單一民族認同的課題。 如果說「國家定位」（台灣獨立vs.中國統一）決定於「民族認同」（台灣人vs.中國人）的話，台灣目前在尋求與中國建立妥適關係的過程中，源自內部的集體認同分歧，恐怕是比來自外部的促統壓力還治絲而棼。到底「中國是什麼？」除了代表政治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中國也有歷史、地理、血緣、以及文化上的意義。 目前的外省人在認同上的選擇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或「中國人在台灣」，近似於「中華民國在台灣」，似乎對於「新台灣人」有所卻步。不過，當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際，蘇起試圖以東、西德模式的「一族兩國」來加以詮釋，這是否只是情感上的牽掛而已？近年來，政府雖然廢除了傳統對於身分認同的籍貫措施，改採紀錄出生地的方式，希冀能以土地的認同來擺脫省籍觀念在政治上的再現。如果鄉土代表的是家鄉與土地，那麼，「認識家鄉」或許是培養民族認同的方式之一；然而，到底哪裡是家鄉呢？究竟一個人出生、成長、還是現在居住的地方？如果是出生在外國的小孩，何處是家鄉？如果是老一輩的人，譬如戰前出生在日本、或是中國的人，特別是外省族群，他們又要如何來決定其家鄉？如果家鄉與國家並不趨同之際，鄉愁與民族認同又如何還區別？此時，應該是由鄉愁決定民族認同，還是由民族認同來設定家鄉的認定？其實，如果外省族群有這樣的困擾，我們著實應該加以正視，或許能經過對話來取得相互了解；畢竟，我們並不能假設這種困擾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逝，尤其是面對在選舉過程日漸惡化的族群動員。 面對台灣內部多元族群的齟齬，陳水扁政府似乎是滿足於將台灣定位為「華人國家」 (Chinese state)，同時也可以解釋為向中國的「一中原則」作善意的回應。究竟華人的涵義為何？在過去，華人 (ethnic Chinese) 出現於華僑 (overseas Chinese) 的用法，也就是指移民而僑居於他國者，譬如華裔美國人 (Chinese-American)。在這裡，華人與日爾曼人 (German)、或是安格魯•薩克森人 (Anglo-Saxon) 的用法相法，可以理解為具有共同血緣、或是文化特徵者；也就是說，用來作為族群性 (ethnicity)、或是民族性 (nationality) 的基礎／核心，正如日爾曼人可以分布於德國、奧地利、以及瑞士，而以安格魯•薩克森人為主體的國家也有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以及加拿大，那麼，華人也可以說有中國、台灣、以及新加坡三個國家。當我們看到陳水扁侃侃而談其先人來自中國福建漳州詔安，仍然是跳不出原生論思維的制約。 大體而言，華人代表的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而中國代表的是文化、歷史、血緣上的中國，也就是「文化中國」；相對地，台灣就是李登輝所謂的「新中原」。這是一種折衷式的思考，也就是視中國認同為文化認同、台灣認同為政治認同。如此的權宜性讓步，大概是台灣能接受「一個中國」的最高底線了。問題是，華人的英文用字是Chinese，與政治中國的英文China幾乎有一對一的關係；即使中國不介意「華人中國」，亦即聱牙的Chinese China，「華人台灣」(Chinese Taiwan) 卻很有可能被詮釋為「中國所屬的台灣」，這樣的刻意自我模糊，難免被世人詮釋為自我矮化。 一般人會以為，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要保障認同；然而，民族認同雖然會受到外在力量所限制（壓制、或誘惑），卻絕對不是先天能決定的，必須由國家內部去辯論來求得共識，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的台灣。更進一步言，民族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是雙向的，也就是說，民族認同也會反過來強化族群認同。譬如說，中國牌可以被援引來保衛族群的集體認同、以及談判權力分配的籌碼，卻不一定代表整個族群急欲與中國結合，甚至於主張統一的政治菁英亦然。同樣地，某些本省籍族群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地指控對方為吳三桂、施琅，特別是選舉時刻，卻不必然表示他們為台獨運動的真實信徒；在過去，這些人即使沒有社會主義或統一的思想，卻很容易被荒謬地打為「三合一」的內部敵人，現在，更容易將外省籍的政治對手戴上統派的帽子，也就是便宜行事的「反外省人」＝「反國民黨」＝「反中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外省族群認為當中國人就是其族群認同最重要的本質、不可動搖，誓言要國家保障其獨特的集體認同，即使中國沒有運用政經誘因來推波助瀾，我們也必須審慎考察，而非一味加以譴責，畢竟，民族認同、政治立場、或是意識型態都沒有對錯，只有選擇的過程是否公平、合理、或是平和。如果我們反對過去戒嚴時期對異議思想的打壓，現在就不應該重蹈覆轍。 問題是，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有可能相容嗎？如果前者是民族認同、後者是地方認同，那麼，彼此就是上下位階的關係，也就是在國家定位上，台灣要臣服於中國、要接受地方政府的地位，也就是接受「一國兩制」的公式；我們以為，大部分的台灣住民應該不會接受。如果兩者兩者都是民族認同呢？也就是接受雙重效忠的可能性如何？其實，近年來，國人取得雙重國籍者日盛，而且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離散」(diasporas) 的情況普遍，也就是居於異鄉、卻關心家鄉的安危。如果我們願意接納海外鮭魚返鄉，甚至於企業界主張引入對岸的高科技人才，卻擔憂「中國離散者」，原因何在？最大的隱憂是中國與台灣敵對；如果將來兩者的關係有如台美、或是美加之間一般水乳交融，那就另當別論。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台灣住民都來自中國大陸、或是對「非原住民」的故國有感情上的牽掛，因此，華人國家的定位根本是無視屬於南島人的台灣原住民族的存在。或曰台灣的人口組成以主觀上自認為是所謂的「漢人」為主，因而並無大礙；然而，由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觀來看，即使人口再多，以任何單一族群的文化來定義民族認同的作為，都是對少數族群的不尊重。如果我們現在只是為了向一個外部的強權讓步，竟然自我否定內部少數族群對於民族認同的貢獻，未來是否有可能為了獨占國家機器，進而將台灣定義為鶴佬人的國家？甚麼是合理的國家認同想像，我們以為，每個人不只可以保有其族群特色，甚至於，在不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停留在信念的層次，某種雙重的政治民族認同，應該可以認真加以考慮（圖2）。
作為婚姻移民的「外籍新娘」 我國雖無正式移民政策，不過，以婚姻方式移入的新移民已經有四十萬，包括來自東南亞（越南、高棉、印尼）、以及中國者。跨國通婚有其社會經濟的背景，然而，我們的政治菁英卻傾向於帶著自我中心（ethnocentrism）的眼光，也就是以膚色來作優劣的排序，一方面認為本地人優於這些外籍新娘，另一方面卻又隱含自己不如白種人（女婿）。 一般而言，由於新移民的來源多元、人數較少、以及居住四散，而且缺乏政治動員的意願，通常不會有諸如自治、甚或分離的訴求；此外，由於是自願前來，通常移民也有較強的接受同化的誘因。我們以為，對於這些新加入的國民，起碼的反歧視立法是必要的，也就是說，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出生地、國家來源（national origin）、外觀、或是文化特徵（語言）而限制其基本人權，包括公共領域（學校、公家機構、以及媒體）、以及日常生活（工作、商業、娛樂）。要求她們加入主流社會是合理的，不過，卻不能因此打壓其文化特色、或是對於其母國的眷戀；在過渡時期，甚至於有必要提供其母語上的服務，特別是社會福利項目的提供；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提供語言、教育、以及職業上的訓練，而非只是生育的工具（Kymlicka, 2000: 190-94；夏曉鵑，2003；藍佩嘉，2004）。 站在人權的角度，應該有讓其保有其母語的選擇權。更何況，在南向政策的長期規劃下，讓我們的新生一代有學習東南亞語言絕佳良機，至少讓台商有多一個擴展商機的能力，特別是母舅所居住的國家，何樂不為？ 建立民族國家是可欲的目標，問題在如何塑造「民族」(nation) 的方式是否壓制到少數族群／原住民族的認同（Kymlicka, 2000）。在我們想像中的台灣認同，除了有我們的客家、鶴佬、外省、以及原住民（包含平埔族）四大族群以外，還有來自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東南亞的文化成分（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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