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
|
While
a common language is useful for the coherence of a nation, a common auxiliary
language is sufficient; there is no need for all citizens of a nation to be
native speakers of a single language, and absolutely no need for a nation’s language to be clearly distinct from all others. Stephen
Barbour (2002a: 14) 儘管族群認同形成的基礎有其客觀條件，譬如共同的血緣、語言、還是宗教，不過，更重要的是主觀條件，也就是在成員之間，彼此的集體經驗、記憶／失憶、還是歷史的建構。在台灣，我們所熟悉的四大族群的分類方式，雖然有其背後錯綜複雜的構成因素，不過，一般人還是習慣以語言來作最方便的族群辨識指標。在我們進行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民間以「還我母語」的訴求來表達族群公義、平等的企盼，挑戰百年來「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卻無意中觸及最敏感的政治權力、以及經濟資源分配的考量，因此，語言使用即使不是我們當前最敏感的議題，卻是政治張力的來源之一。此外，由於我們與巨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藕斷絲連的血緣、歷史、文化、甚至於政治上的牽扯，語言政策的制定又牽涉到國家認同／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定位，語言政策的制定因而必須擴大參考架構的設定。既然語言議題是我們對於族群政治、以及國家定位看法的表徵（proxy），那麼，只要我們能對於語言政策能取得起碼的共識，就多少能處理／化解（settle/resolve）國人在認同政治上的分歧。 首先，我們必須先指出，語言議題之所以治絲益焚，有很重要的緣由是來自於「語言只不過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的錯誤認知，也就是刻意淡化語言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功能，也就是權力、資源、以及認同的分配／確認，當然就無法制定出合理的語言規劃來（施正鋒，2004）。 再來，我們以為當前台灣語言問題的癥結，主要在於統治者（日治、國治）相信「文化式的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也就是國民必須是具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因而採取強迫式的語言同化政策，希望能透過族群差異的消彌，來達成塑造文化民族、以及建構民族國家的期待。問題是，自從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出現以來，所謂的「民族」（nation）是指「政治民族」、而非「文化民族」，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追求，而非要生硬地將多元的族群文化作單一化的斧鑿去勢。不管過去「皇民化」、或是「國語人化」的同化政策是否出自於善意，不過，就是因為如此霸道的「國家族群化」（ethnicized
state）作法，也就是「單一族群國家」的幻覺，讓被支配族群感受到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因為語言不平等不只反映出族群的地位、以及尊嚴被壓制，更代表著整個族群會隨著文化的凋零而消逝。 在國際人權理念的推動過程中，西方國家已經由對於所有住民的生存權／自由權、以及所有國民的公民權／政治權／平等權／反歧視的重視，逐漸發展到對於少數族群認同權／文化權的保障，特別是在多元族群的國家裡頭，少數族群權利的積極保障，往往被當作是實現民主、以及促進和平的先決條件，尤其是少數族群的「語言權」(linguistic
rights) 被視為最基本權利，也就是透過少數族群語言在公共領域（也就是教育、媒體、以及公家機構）平等地位的確保，企盼把語言當作是正面化解族群齟齬的調和劑，而不再視為衝突的來源（Skutnabb-Kangas,
2001）。 近年來，在客家委員會率先草擬了『語言公平法』草案，經過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修定為『語言平等法』草案，最後由文化建設委員會整合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我們可以看出來，除了所有語言當作是國家的資產外，在多元文化主義的的基本精神下，這些草案的大致是強調各族群的語言平等，也就是說，大家所使用的語言都是「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s）、或是「本國語言」（native
languages），不再獨尊「北京話／華語」（Mandarin）為單一「國語」，更重要的是本土的原住民各族語言、客家話、以及福佬話／鶴佬話／Holo，將不再被當作是帶有強烈貶抑未到的「方言」。 就西方多元族群國家的實務經驗來看，除了獨尊一語的英國、法國、或是美國以外，我們可以另外歸納出語言隔離、以及相互學習兩種模式（見圖）。就比利時而言，南部講法語的Wallonians、以及北部說荷語的Flemish各有其所屬的行政區域，也就是Wallonia、以及Falnders；在這兩個地區，法語、及荷語分別是其單一官方語語言，至於在首都布魯塞爾，採取的是法語／荷語雙官方語言（Howell, 2000: 149）。由於法語在政治、經濟上的傳統支配性，Wallonians通常不願意學習荷語，而Flemish卻因被迫學習法語而具有語言能力的優勢。
同樣地，西班牙為了要安撫少數族群，特別在其1978年的憲法列了語言條款。雖然Castilian被尊為「官方國家語言」（official
Spanish language of the State），至於包括Catalans、Basques、以及Galicians在內的少數族群，其語言其個別所屬的自治區具有官方語言的地位（Mar-Molinero, 2000: 99）。 瑞士有四種語言，也就是日爾曼語、法語、義大利語、以及Romansch，都是國家語言，不過，因為講Romansch者佔總人口不到1%，只有前三者具有官方語言的地位，也就是在聯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運作；和比例時相訪，其聯邦的組成基本單位「邦」（Canton）反映出族群特色，也就是採取語言的地域性／入境問俗（territoriality），因此，大多數的邦採取單一的邦官方語言政策（包括教學用語），另外，有三個邦採用日爾曼語／法語雙官方語言（Bern、Fribourg、以及Valais），
只有在Romansch人聚居的Crisons邦，是採取日爾曼語／義大利語／Romansch三官方語言（Schmid,
1981: 20-26）。根據研究，三分之二以上的瑞士人通曉另外族群的語言，特別是人數較少者：當講日爾曼語的人與講法語的人交談，不論是在日爾曼語、還是法語區，人數較多的前者會客氣地講法語（Schmid,
1981: 30; 2001: 129; Steinberg, 1996: 157）。 加拿大可以大致分為講法語的魁北克省（85.7%講法語）、以及講英語的其他省分（94%講英語）；全國來看，67.1%的人只會英語、15.2%的人只會法語、16.3%的人兼通英語／法語，特別是母語是法語者往往必須學英語（Churchill, 1998: Schmid, 1981: 110）。自從『官方語言法』（1969）通過以來，加拿大採取的是英語／法語雙官方語言政策，特別是聯邦的公務人員必須通曉兩種官方語言，因此，重點在如何加強他們的語言能力，尤其是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法語能力（Churchill,
1998）。魁北克省政府在1974年宣布法語為該省的單一官方語言，隨後，又以『101法案』（1977）加以確認，也就是採取地域性的語言自治（linguistic
autonomy）精神，出發點是自我保護；聯邦雖然認為語言權利屬於個人、而非集體，並沒有多大的干涉（李憲榮，2002）。 綜合上述四個國家的作法，「地方性通行語言」的設計，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說，在四大族群的語言被賦予平等的國家語言地位以後，可以進一步在少數族群聚居的原鄉，因地制宜，以當地的族語為單一／雙語／三語官方語言，譬如客家的桃竹苗地區、或是原住民族鄉鎮／自治區。至於地方性通行語言／官方語言的內涵，可以作全國性的協商，斟酌是要限定於公部門的運作（立法、行政、司法），還是要擴及教育（國民教育）、或者是媒體。 長期而言，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先從幼稚園就學會自己的母語，並且能以母語作為接受基礎教育的語言，進一步在中學要求每個人再學習至少一種其他族群的語言，以便在最快的將來，大家都至少可以在聽／說的程度，自由地使用各種語言來與他人溝通，不讓語言成為交流的障礙。 然而，在短期內，為了要促進國人作跨族群的溝通，我們終究還是要面對是否要採取單一、還是多元的全國性「共通語言」（general
language）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確保了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以及族群認同以後，我們進一步必須考慮的是國家認同凝聚的問題。 誠然，由於歷史發展的偶然，北京話／「國語」儼然是大家目前在語言溝通上最大的公約數。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他們在主觀上未必就是把北京話當作其母語（native
speaker of Mandarin），不過，就客觀而言，年輕一代的並無機會學習母語，北京話也就實際上成為其沒有選擇的母語（native
command of Mandarin）。排開衝擊最大的外省族群來看，即使是客家人、或是原住民，由於過去的族群競爭關係所留下來的記憶，對於福佬話／鶴佬話作為通用語言所表達的疑慮，因而似乎寧願使用過去殖民者／統治者所留下來的語言，包括日語、或是北京話；這當然不是簡單的「多數決」（majority
rule）就可以說服大家，特別是少數族群。 反過來說，有任何反對將北京話當作共同語言的理由嗎？如果我們能克服過去「國語政策」所帶來的羞辱、掃除北京話的不自主歷史污名，那麼，為了要安撫本土族群對於北京話蘊含的語言霸權所有的疑懼，必須先要加緊將其他族群的母語作積極的復育，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超越消極的母語保護訴求，而且要具體第保障所有的語言的平等，並且能積極地以母語作為教學語言。我們知道，除了北京話以外，其他的語言都是相對的弱勢者，特別是在科技方面的結合而言，因此，要提高其地位，必須由國家出面進行語言的正常化、以及標準化的工作，否則，在發展不足的情況下，這些語言就只能當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日常生活會話（patois），那麼，地位是永遠無法提高，更不用說有系統的推動。 其實，台灣並非唯一使用北京話的國家，因為至少還有中國、以及新加坡；同樣地，我們也不能說台灣是漢人、或是華人的國家，就好像我們說台灣是南島民族（Austronesians）的國家一般。更正確地說，不管人數多寡，我們是多元語言、以及多元族群的國家。不過，不論是北京話、客家話、還是福佬話，我們畢竟在語言上與中國有相當程度的進似、甚或雷同。 如果我們認為北京話的中國／中華文化認同是無傷大雅、甚至於是可欲的成份，就不會刻意去加以區隔；譬如，台北市擁抱中國的漢語拼音，強調的是與國際接軌，對於夾帶的中國政治認同，自然是若無其事。相對地，如果我們相信語言文化與政治是無法切割的話，自然會對北京話的木馬屠城效應戒慎小心，這已經超越繁體字語簡體字、或是ㄅㄆㄇㄈ與羅馬字的區隔，更不用說通用拼音是否為台灣拼音的境界，而是台灣的北京話（Taiwanese
forms of Mandarin）是否為中國華語的另外一種方言而已。我們以為，至少要立即放棄所謂的海外華文教育的市場，因為我們沒有必要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中國的正統、或是華人的祖國；相對地，我們應該儘快展開海外台僑的客家話、福佬話、以及原住民語言。 最後，對於新近婚姻移民（外籍新娘）的語言，不管是越南語、印尼語、還是高棉語，雖然是「非本土語言」（non-indigenous
languages），而且也尚難看出其現代移民的集體認同出現，不過，站在人權的角度，我們在期待她們加入本土之際，應該有讓其保有其母語的選擇權。更何況，在南向政策的長期規劃下，讓我們的新生一代有學習東南亞語言絕佳良機，至少讓台商有多一個擴展商機的能力，特別是母舅所居住的國家，何樂不為？ 參考文獻 李憲榮。2002。〈加拿大的英法雙語政策〉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3-49。台北：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Barbour,
Stephen. 2000a. “Nationalism, Language,
Europe,” in Stephen Barbour, and Cathie Carmichael, eds.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pp. 1-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bour,
Stephen. 2000b. “Germany, Austria,
Switzerland, Luxembourg: The Total Coincidence of Nations and Speech Communties?” in Stephen Barbour, and Cathie Carmichael,
eds.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pp. 151-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urchill,
Stacy. 1998. Official Languages in Canada: Changing the Language
Landscape. Canadian Studies Program, & Official Languages Support
Programs. (http://www.pch.gc.ca/progs/lo-ol/perspective/english/languages/
index.html) Howell, Robert B. “The Low Communities: A Study in Sharply
Contrasting Nationalism,” in Stephen
Barbour, and Cathie Carmichael, eds.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pp. 130-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Molinero, Clare. 2000. “The Iberian Peninsula:
Conflicting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Stephen
Barbour, and Cathie Carmichael, eds.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pp. 83-10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mid, Carol L. 2001.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Conflict, Identit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mid, Carol L. 1981.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Switzer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kutnabb-Kangas. 2001. “The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Language
Righ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47, Nos. 3-4,
pp. 201-19. Steinberg, Jonathan. 1996. Why Switzerland?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引言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族群語言之保存與發展分組會議」，台北，世新大學華僑會館，2004/8/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