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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態勢── 以台灣為考察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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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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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build our defenses beyond
challenge, lest weakness invite challenge. We will meet aggression and bad
faith with resolve and strength. George W. Bush (2001/1/20) 壹、前言
在這篇論文裡，我們將嘗試要去了解當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態勢；在這裡，我們的基本分析架構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金字塔關係，除了美國、中國外，還要加上日本、韓國（南韓）、以及台灣。在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超強，不過，崛起中的中國不只想要在區域中嶄露頭角，更想要與美國在國際上一爭長短。美國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基本是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中國在1995-96年以飛彈威脅台灣仍然給世人深刻的印象，對於躍躍欲試的中國自然是聽其言、觀其行。
在這樣的大戰略態勢下，我們試圖去勾勒布希政府的軍事思維。我們將根據布希上台以來所公佈的五份官方文件作分析的文本，包括他自己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 (2002)、美國國防部先後提出的『四年國防檢討』報告書 (2001)、『核武態勢檢討』報告書 (2002a)、『送交總統暨國會年度報告』(2002b)、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年度報告』(2002c)。我們檢視的方式是先由國家安全的大戰略著手、再來國防戰略／政策的探究、最後才是軍事上的安排；當然，台灣的國家安全將貫穿整個論文，因此，我們會在討論完戰略面向的議題之後，特別再回頭探求美國對台政策的發展，尤其是布希團隊迄今的作為。 貳、戰略思維的架構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當中，現實主義 (Realism) 與理想主義一直競逐典範龍頭；儘管它們在知識論上 (epistemology) 都採取實證式的／理解式的
(positivist-rationalistic) 途徑，彼此的論裡重心大相逕庭。一般而言，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國家安全、以及軍事力量，同時也注重如何在無政府狀態下取得均勢平衡 (balance of power)；相對地，理想主義／自由主義關心國際規範、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並且著重在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也因此，人們在嘗試化繁為簡之際，往往會將共和黨、以及民主黨總統的外交政策傾向分別等同於現實主義、以及理想主義。
然而，就實務上的運用來看，戰略的選擇可以沿著由「主戰」到「綏靖」的光譜上移動（圖1）；如果硬要將這兩種「理念型」(ideal type) 的選項，以二分法的方式強行套在共和黨、以及民主黨的政策，彷彿兩者的作法是涇渭分明的，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具體而言，儘管「圍堵」與「交往」在概念上有所區別，不過，軟性圍堵與硬性交往的政策作為，看起來不一定會有所差異。
譬如說，民主黨籍的柯林頓 (Bill Clinton) 大致主張交往的戰略，不過，在這個大戰略的概念之下，仍有由「建設性交往」擺盪到「強制性交往」的空間；同樣地，共和黨籍的布希雖然骨子裡頭贊成圍堵，卻可以採取由「脅迫／孤立」到「限制性圍堵」(constraintment)
等等作法 (Segal, 2000)。也就是說，當圍堵與交往的具體作為有所交集之際，表現出來的就是兩黨的外交政策有所聚合，Cha (2002) 稱之為「鷹式的交往」、以及「預防性的防衛」。
我們因此必須提醒讀者，在1995-96年飛彈危機中派遣兩個戰鬥群到台灣海峽的是民主黨的柯林頓，儘管這項軍事行動與其個人信念不符。同樣地，如果共和黨的布希在未來必須調整其強硬的立場，譬如說是為了要捍衛國土安全，不得不採取看來較為低調的限制性圍堵，並不一定意味著他的信念有本質上的改變。
面對概念含混、以及相關理論／典範不夠周詳的困境，一般偏好的標準是看看誰的說理簡潔 (parsimony)。不過，Katzenstein 與 Okawara
(2001) 倒是建議採取將現實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兼收並蓄的「折衷」(eclectic) 途徑，特別適用來解釋美國的日本政策看起來似乎是相互矛盾，也就是軍事上的結盟、以及經濟的競爭[1][1]。然而，如果Katzenstein 與 Okawara的合成途徑要能有效與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相輔相成，必須進一步告訴我們在何種情況之下，諸如美國的國家行為者會採取一致的、或是折衷的外交政策，如此一來，才有可能進行假設檢定過程中的「證明假說為假」(falsification)。我們以為，倒不如超越知識論上的實證／理解式途徑，採取方興未艾的「自省式」(reflective) 觀點，也就是所謂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國家的外交行為雖然決定於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利益，不過，兩者的定義則取決於該國的理念、以及價值；到底「要」（而不是「會」）堅持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還是要端賴國家的自我定位 (Copeland, 2000)。
圖 3：東亞的三個三角結盟
在美國─日本─韓國─台灣的戰略關係中，其實是分別透過三個三角形所連結而成的，其中包含雙邊同盟（美韓、美日）、準同盟（日韓、台美）、以及成型中的準同盟[3][3]（日台）；我們可以視之為再東亞的一個以美國中心的多邊準安全共同體（圖3）。大家心知肚明，彼此之所以會結合，最大的公約數還是在擔心中國的擴張。儘管如此，包括美國、日本、以及韓國在內，還是不得不要對中國釋出象徵性、或是實質的交往善意，甚至於連台灣在都不得不要虛與委蛇[4][4]。如果中國執意要由陸權國家進一步轉型為海權國家[5][5]，當然會千方百計來突破美國費心所張羅的上述戰略性防衛措施。
在上述這三個三角形當中，美國─日本─韓國的關係最為兼實（圖 4）。首先，美國早在 1951年、以及 1953 年先後與日本、以及韓國（大韓民國、南韓）簽訂共同防衛條約；此外，日本與韓國又因為彼此有共同來自北韓的威脅，在國防上又都要仰賴美國的軍事承諾，彼此的關係自然會拉近。根據Cha’s
(2000) 的說法，日本與韓國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準同盟
(quasi-alliance)，也就是說，當它們不約而同認知到美國的決心有所鬆動之際，大致會暫且將歷史恩怨放到一旁、甚至於會想辦法來加強彼此的關係。不過，果真有一天南韓與北韓真的統一起來、而且下定決心要和中國攜手來嚇阻日本之際，那麼，這個三角形就可能沒有我們想像般地堅如銅牆鐵壁。
乍看之下，正在成型中的美國─日本─台灣三角形（圖5），或許沒有向前者堅實，主要的理由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與美國、以及日本並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自從1979年以來，台灣與美國的定位可以說是完全透過美國國會法『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所作的片面規範，我們姑且稱之為「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 吧。儘管台美之間的非軍事關係一直有所起落，不過，彼此的軍事合作卻是與日俱增、甚至於是漸入佳境。
雖然日本與台灣在戰前有半個世紀的殖民關係，不過，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卻對台灣表現出一副冷淡的姿態。相對地，不少老一輩的本省籍台灣人卻對於日本時代著一份浪漫的情懷[6][6]；對他們來說，日本人的選擇性失憶、視若無睹，即使並不覺得自尊受損，多少也有點為自己的單相思覺得難堪。相對地，對於那些戰後隨著中國國民黨避秦來台的所謂外省族群而言，當年若非日本侵略中國而讓中國共產黨坐大，自己也不會被迫遠離家園，因而毫不掩飾他們對於日本的敵視[7][7]。如果台灣與日本的實質關係要想有所巨幅改善，彼此必須思考對於過去的不愉快記憶進行和解 (reconciliation)；特別是就台灣自身而言，由於內部的族群競爭往往會與對外政策糾纏不清，這是外人無法置喙的。
不過，由於中國在1995-96年台灣海峽的飛彈危機中肆無忌憚，讓美國與日本猛然一驚，自是不能容忍中國的東向擴張戳破美日擘畫防衛線。『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8][8] 在1997
年出爐，我們認為，美國的軍事鞏固即使不是要刻意圍堵中國，至少也是立意要維持東亞的均勢平衡。在這樣的嶄新態勢之下，台灣或可思考如何透過美日之間的軍事同盟，尋求和日本締結某種進一步的準同盟關係。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呼諸欲出的日台防衛合作，可以加強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安全承諾。
當然，美國之所以對台灣有近乎於無條件的支持，其實是建立在台灣對於中國的招手敬而遠之的前提之下。不過，由於台灣朝野對於中國一再拋出求和的善意，包括國民黨的「邦聯說」、親民黨的「歐盟模式」、甚至於民進黨的「統合說」，即使不是一廂情願的求饒，卻多少有令人質疑期真正意圖為何。特別是對於美國而言，如果他們已經要求澳洲在必要時出兵、甚至於盤算有多少美國人願意為台灣犧牲生命之際，台灣的領導人卻信口「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很難想像美國會如何釋懷。
在美國精心建構的東亞戰略網絡當中，有待催生的是美國─韓國─台灣三角形（圖6）。自從兩國在1992年斷交以來，台灣一直耿耿於懷，截自目前為止，台灣與韓國完全沒有外交關係，更不用說軍事合作。我們可以看到，兩國迄今仍然不准國航互飛，彼此也不時為民間的競爭而有所張力，甚至在經貿上因為角色相近而多少有瑜亮情結[9][9]。
誠然，歷史記憶或許有相當程度解釋彼此的不睦[10][10]。不過，既然台灣本身都已經至少在口頭上要尋求與中國和解，卻將韓國拒於千里之外，那就相當令人匪夷所思，因為，當初就是因為中國要求建交國必須先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韓國最後只好被迫二選一。事實上，韓國與台灣邦交堅持到最後一刻，算是極少數仁至義盡的「大國」，如果我們堅持韓國要先道歉再說，也就無視於韓國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更何況我們彼此有軍事合作的必要性，有就是美日同盟的左右兩翼，台灣自然要以國家安全為上。 參、美國新軍事戰略態勢
就位階而言，一個國家的軍事最高指導原則是國家安全策略／政策，其次是據之而來的國防政策／策略，再來才是由上述指針導引而出的軍事戰略。儘管到目前為止，如果要說布希總統的個人特質到底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何影響，或許言之過早[11][11]，不過，打從就職典禮演說開始，他就顯露出相當程度的現實主義傾向，譬如說：「美國會以決心、以及實力來面對侵略、以及不誠實」(Bush, 2001)。同樣地，他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中除了提及美國「無與倫比」(unparalleled) 的軍事力量、以及經濟影響力，又重申美國會開創有利人類自由的「均勢平衡」(Bush, 2002)，用字遣詞自是充滿著現實主義的思維。在這份報告書裡頭，他先是高張自由、和平、以及人類尊嚴的大旗，再來屢述八項美國的國際戰略目標：擁護對人類尊嚴的熱望、加強同盟以打擊全球的恐怖主義、化解區域衝突、避免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簡寫為WMD) 的敵人威脅美國、促進全球經濟成長、擴張發展、擴大合作、以及改造美國國家安全制度。就基本策略而言，布希一方面認為嚇阻無法有效對抗敵人 (頁15)，同時，也毫不掩飾他打算擊敗敵人 (頁30)。
布希直指恐怖主義為美國的敵人，又稱「流氓國家」(rogue states)、以及恐怖份子是美國面對的挑戰，並且特別點出中國在亞太地區已經威脅到鄰國的安危(Bush, 2002: 5、13)。因此，他對於中國想要尋求的是一種「建設性關係」(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他甚至於不假詞色地提醒中國，美國會信守『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的防衛承諾，因為台灣是美國的「朋友」(Bush, 2002: 3)。
再來，美國國防部在2001年向國會提出的『四年國防檢討』報告書，裡頭開宗明義揭示美國的四項國防政策目標[12][12]：信守對於盟邦及友人的承諾、勸戒敵人不可輕舉妄動、嚇阻侵略及威嚇行為、以及萬一再嚇阻失敗之際能確保將敵人擊敗 (頁iii-iv, 11-13)。具體的戰略指導原則有七項：風險管理、採取「以能力為基礎」(capabilities-based)
的防衛途徑[13][13]、捍衛美國以及突顯軍事力量、強化同盟以及夥伴關係、維持有利的區域平衡、發展廣義的軍事能力、以及改造國防 (頁13-16)。
美國國防部『四年國防檢討』報告書進一步確認美國的三大國家利益：確保美國的安全以及行動自由、信守國際承諾、以及有助經濟福祉 (2001: 2)。另外，報告書將包括東北亞、以及東亞沿海等地區，視為不容他國進行「敵對性支配」的緊要地區，尤其是東亞沿海地區為「特別具有挑戰性的區域」（頁2、4）。雖然報告書並未單獨指名台灣，不過，台灣的確是位於由孟加拉灣到日本海的亞洲戰場當中。
出處：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an2002/g020109-D-6570C.html 圖 7: 新戰略三角
真正詳細勾勒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戰略態勢的，其實是美國國防部在2001年底向國會提出的『核武態勢檢討』報告書[14][14]。根據國防部在翌年公開的摘要(2002a)，美國此後將採取一種嶄新的戰略三角（New Triad；圖7）：傳統的戰略三角──洲際彈道飛彈 (ICBMs)、轟炸機、以及潛水艇發射彈道飛彈 (SLBMs) ──仍然會被保留，不過，另外還要加強積極性暨消極性的防衛、以及強化國防設施等兩項要務；而將這三個主軸貫穿在一起的，是要加強指揮、管制、以及情報。根據『四年國防檢討』報告書的訓令[15][15]，『核武態勢檢討』報告書特別提到包括傳統打擊部隊、以及情報作戰在內的非核武攻擊部隊，以彌補核子武器的不足；此外，為了要信守對安全夥伴的承諾、打消敵人的犯意、嚇阻可能的侵略行為、以及擊敗小規模的飛彈攻勢，飛彈防禦的能力正式被確認。
令人尋味的是，美國國防部在這份對外公開的『核武態勢檢討』摘錄中，刻意將中國和其他六個會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放在一起[16][16]。這些國家包括俄羅斯、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伊拉克、以及北韓；報告書是這樣說的：
由於中國仍然在持續發展期戰略目標、同時又不斷將其核子武器暨非核部隊現代化，中國可能會涉及立即、或是潛在的作戰。
在這裡，台灣被視為其中一個會發生「立即作戰[17][17]」的地方，也就是中國可能會採取武裝衝突來遂行對台灣法律地位的歸屬；『核武態勢檢討』報告書直言不諱，美國會使用核子部隊來進行先發制人式的攻擊[18][18]。
儘管 『四年國防檢討』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才公佈的，不過，報告書所提的軍事戰略仍然是蕭規曹隨，也就是說，行之已久的預期「兩個戰區」同步作戰的戰略即使只是點到為止（頁21），卻並未正式捨棄。真正將美國國防政策改弦更張的是國防部『送交總統暨國會年度報告』(2002b)，包括下列重點：調整兩個戰區的構想、重組並強化飛彈防衛研究、重組太空設施、加強國土防衛並加速改造、採取嶄新的戰略嚇阻途徑（新戰略三角）、以及採取新途徑來平衡風險。[19][19]顯而易見，這份報告書比起『四年國防檢討』更能貼近『核武態勢檢討』中所反映的布希政府的戰略精神。
在這分最新的報告中，美國國防部再度將亞洲沿海地區視為「緊要地區」(critical area) 之一，誓言將全力防止「敵對性支配」。雖然報告書並未對中國指名道姓，卻點出有些衰退或是崛起中的區域強權正在發展、或是取得核生化 (NBC) 武器的能力，因此威脅到對美國國家利益來說相當緊要地區的穩定性。在有關亞洲的章節裡，美國國防部直言：
維持亞洲的穩定平衡將是艱鉅的重要任務。在正個區域裡，未來將可能出現一個具有豐富資源、而且在軍事上 [和美國] 競爭的國家。亞洲沿海地區將是對 [美軍] 作戰的一項特別挑戰。相對於其他緊要地區而言，這條戰線不僅綿亙，而且美國軍事基地、以及中繼設施的密度偏低。因此， [美國] 必須 [一方面] 取得更多的管道、以及簽署 [中繼] 設施協定，同時，又能建立一種能夠進行持續性長程作戰、而且又能儘可能降低以戰區為基援助的體系。
在今年夏天，美國國防部對國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年度報告』(2002c)，特別對中國彈道飛彈的現代化發出警訊，尤其是正在提昇的核武嚇阻、以及在東亞戰區的作戰能力。該份報告是這樣陳述的[20][20]：
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在為潛在台灣海峽衝突作準備。北京所追求的 [軍事]能力，是要逼迫台灣在談判與 [中國] 大陸統一之際接受其條件。同時，中國也尋求在萬一有外國軍隊為台灣挺身而出之際，它能嚇阻、排拒、或是擾亂對方的能力。（頁11）
這裡所指的「外國軍隊」(foreign forces) 當然是指美國。在有關台灣海峽安全的章節，該份報告觀察到：
北京和台北雙方都宣稱他們將會針對統一議題尋求和平解決 [的方式]。不過，[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 (ambitious) 軍事現代化 [來看]，令人懷疑
(casts a cloud) 它宣稱寧願以和平方式化解其與台灣歧見 [的誠意]。北京拒絕放棄使用武力對付台灣，而且又臚列在幾種情況下它會對這個島嶼使用武力。•••不過，在面對有關台灣的危機之際，北京的首要政治目標極可能是脅迫台灣當局接受北京的條件來進行談判，同時，也要進行快速作戰來排除地三者的介入。（頁46）
在這份報告中，美國國防部 (2002c: 2, 25,
50-51) 也對於中國擁有的300枚經過更新的傳統短程彈道飛彈感到憂心，因為這些飛彈是有效的傳統打擊部隊，如果前進部署，將會對沖繩（Okinawa、或琉球）造成威脅，如果往內陸調整部署，也至少可以用來對付台灣[21][21]；美國擔心的是，「台灣防衛這些彈道飛彈的能力微乎其微 (negligible)」(頁51)[22][22]。最駭人聽聞的下列的看法：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攻擊能力逐年精進，讓中國脅迫、甚或攻擊台灣的可靠選項大為增加。•••國人民解放軍也可能採取「斷頭戰略」(decapitation
strategy) 來瓦解台灣的政治、以及軍事領導中樞，期待繼任者會採取對北京有力的政策。（頁47）
同樣怵目驚心的是美國國防部 (2002c: 48) 對於中國可能採用威嚇手段的三種定：情報作戰、空襲暨飛彈攻擊、以及海上封鎖；如果這些威嚇的方式沒有奏效，最後就是訴諸直接入侵。美中安全評估小組在其《美國與中國經濟關係的國家安全影響》(The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2：第8章) 中甚至於預測：一旦中國真正發動飛彈攻勢，一定會攻擊到台灣投降為止，因為中國的領導者承擔不起失敗的後果。
美國國防部 (2002c) 顯然是擔心，一旦中國牢牢地掌控台灣，那麼，中國的防線將會往海洋外移 (頁10)。國防部當然相當清楚，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不只是衝著台灣而來，因為一旦未來台灣有所戰事，一定會增加美國的國防風險 (頁50)。儘管如此，美國國防部也充分了解，到底中國能否成功地以軍事作戰屈服台灣，多少還是取決於台灣如何能獲得美國的軍事奧援。
其實，美國國防部 (2000) 基於『台灣關係法』所定下的基本原則，早就作了如下的承諾：
美國的 [台灣] 政策是這樣子的：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的嘗試，包括杯葛、或是封鎖，都將被視為對於西太平洋地區和平暨安全的威脅，因此，美國會相當關注；[美國] 會提供防衛性的武器給台灣；對於任何可能危害台灣人民 (people of Taiwan) 安全、或是社會經濟制度的作為，不管是使用武力、還是其他形式的威嚇，美國會維持其抗拒的能力。
美國國防部 ( DoD, 2000) 又重申：「對於能否幫助台灣維持一定自衛能力一事的責任，美國之所以鄭重其事，不只是因為美國的法律『台灣關係法』所規定，更因為這攸關我們的國家利益。」
由此可見，美國對於台灣的軍事承諾，大致是透過台灣的存在來檢定如何將自己作定位。 肆、發展中的美國對台政策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 以來，美國一直是台灣人最佳友人，除了提供國家安全的保障、經濟發展的挹注，更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提攜，特別是在台灣兩次總統直選的過程中，美國都派遣艦艇前來義助。由杜魯門到小布希，美國歷經十一任總統，而美國的對台灣╱中華民國的關係，也經歷了種種不同程度的起伏變動。
自二次大戰期間結盟的蜜月期，到1949年杜魯門對中國內戰採取放任政策，並坐視台灣面臨被中國共產黨併吞的危險後，兩國關係急轉至最低點；韓戰爆發後，美國政策突然轉變，第七艦隊前來台灣海峽巡弋。艾森豪與台灣簽訂協防條約，兩國關係達因為軍事同盟而到最高峰；甘迺迪、詹森大致與台灣維持密切關係，特別是在越戰時期。基於季辛吉的「聯中制俄」戰略思維，尼克森與福特主動向中國示好，逐漸疏遠台灣；一直到1979年卡特政府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美之間的正式友好關係才告終止。 儘管如此，代表美國對台政策分水嶺的『台灣關係法』於同年公佈實施。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台灣關係法』公佈前，台灣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圍堵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全球戰略考量的一部份；在『台灣關係法』公佈後，即便美國必須受限於中國宣稱台灣為其領土、以及中、台雙方將追求相互和解的前提上，美國開始傾向將其對台灣的關係從與其對中國的關係脫鉤。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對台政策演變的最重要指標，就是美國對台灣的法律地位的思考。在1950年以前，美國堅持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韓戰爆發後，為了合理化美國保護台灣的行為，杜魯門宣布台灣地位未定，台灣的法律地位需尋求國際解決。在冷戰時期，美國為了，與中國先後簽訂了所謂三大公報；在「戰略清楚、戰術模糊」的外交作法下，美國對於中國對台灣主權歸屬不置可否。在『上海公報』(1972)[23][23] 中，美國至多只願意「認知」(acknowledge) 到「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而且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在『建交公報』(1978)[24][24] 中，美國雖「承認」(recognize)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卻只願「認知」(acknowledge) 到中國所宣稱的立場：「中國只有一個，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樣的，在『八一七公報』(1982)[25][25] 中，美國重申「認知」(acknowledge)「中國只有一個，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 這就是美國心目中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與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 大相逕庭。其實，「一個中國」的概念可以有很多意涵。例如一個中國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台灣）﹔或一個中國等於兩個政府（共產黨與國民黨）﹔或一個中國等於中華民國﹔或一個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地域的概念﹔或者是說，一個中國等於一個中國、加上一個台灣。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台灣關係法』中並沒有「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既然並非上述所有的詮釋都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說，「一個中國」未必否定台灣共和國的可能；這種刻意性的模糊，是要讓台灣人自己去決定：如果台灣人自我認定不是中國人，那台灣當然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另一個重要的指標是美國對台灣的國防承諾，明訂於『台灣關係法』條文中。迄今，美國的立場很清楚，台、中之間的糾紛應由雙方自己去解決；不過，美國有中國私下的承諾，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進行。儘管自卡特以來所有的美國政府，均就美國是否將在台灣發生戰爭時派遣軍隊的議題上，刻意保持模糊；不過，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中已明確指出，美國確保台灣安全的決心是不容挑戰的。也就是說，『台灣關係法』已經無條件地證明美國防禦台灣的承諾，並明示『台灣關係法』優於『八一七公報』。美國和平解決海峽兩岸緊張情勢的信念，在1995年、以及1996年的飛彈危機中充分地展現出來。 冷戰初結束，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對於變動國際體系結構躑躅摸索，在追求與中國「全面性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前提下，或許因此有擦槍走火的所謂「三不」[26][26]。現任總統布希則對於領導世界政經秩序信心十足，特別是在以亞太為中心的全球戰略中，中國不再是「建設性策略 [盟聯] 夥伴」(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27][27]，而是與美國競爭的對手，這可由美國國防部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年度報告》(2002b)、以及美中安全評估小組對於國會報告《美國與中國經濟關係的國家安全影響》(2002) 看出端倪。我們也看到，布希總統除了不願意再提過時的三大公報，更是一再主動對於台灣表示友好，譬如在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會「竭盡所能來幫助台灣防衛自己」[28][28]，公開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甚至於脫口「台灣共和國」[29][29]。布希總統在亞洲之行前向美國人廣播 (2002/2/16)，公開將台灣與加拿大、澳洲、以及紐西蘭並列為「好朋友」(good friends)[30][30]；又在日本國會演講時提及對台灣的「承諾」(commitment)[31][31]；在與江澤民的共同記者會[32][32]、以及在中國清華大學的演講中[33][33]，他一再強調根據『台灣關係法』來幫助台灣防衛自己；我們也看到，布希總統堅定地以「和平解決」(peaceful settlement、peaceful resolution) 來回應中國的「和平統一」(peaceful unification)；同時，他也提及希望台、中進行「和平對話」(peaceful dialogue)，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是否有復談的誘因。 雖然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佛維茨 (Paul Wolfowitz) 面對台灣媒體的復合式詰問時回答「反對台灣獨立」[34][34]，似乎是悖離傳統含混其詞的「不支持台灣獨立」，然而，私下的了解，沃佛維茨對於台灣帶來的困擾表達歉意；此外，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 (Richard Armitage) 稍後在中國的用語還是「不支持台灣獨立」[35][35]，可見前者是擦槍走火。有關美國「反對台灣獨立」(opposed to) 或是「不支持台獨」(do not support) 的制式場面話，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切入。由美國的國家利益來看，台灣是絕對不能落入中國惡狼口中，然而，台灣要不要脫離中華民國體制，畢竟這是台灣人自己要去決定的，外人不能置喙。站在台灣的立場來看，美國公開劃清界線，其實是為了放手讓台灣人行使自決權作鋪路，也就是避免國際社會藉口外力介入而進行杯葛。如果我們再轉頭看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在不同場景，力促澳洲「萬一在台灣海峽有所衝突、而且美國被軍事捲入，能作 [盟邦] 份內的事」[36][36]，台灣海峽安全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自是不可言喻。 伍、結語 回首還看，台灣與美國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定位，大概可以說是一種「準同盟」關係，僅次於先前所提及的「自由結合」。到目前為止，我們僅述及美國對台灣的國防承諾是決定於其自我定位，不過，解鈴人還是在繫鈴人，也就是台灣人到底有多少決心想要尋求建立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台灣和美國都是所謂的「墾殖國度」(setters’ society)，在「民族自決權是最基本的人權」的認識下，台灣人和美國人一樣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即使在後冷戰時代，國家仍然是國際體系中基本的政治互動單位，台灣人當然有起碼的卑微權利去追尋一個屬於自己的法理 (de jure) 獨立國家、要求在國際舞台有一席之地，這樣的努力絕對不應該被視為是在找麻煩。 不過，問題的癥結仍在於台灣人自己如何就其國家定位／國家認同取得共識，也就是說，台灣人是不是真的要用自己的雙手擘建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特別是只要台灣人仍然自我束縛於原生特色（虛幻而狹隘的純種漢人血緣、或是／以及漢人文化）來作自我定義，或是酖迷於排他式的結構性內部對抗傾軋（本省vs.外省、鶴佬vs.客家、平地人vs.原住民），那麼，對外關係就無法取得合理的建構。 對於美國人來說，真正的問題不是「如果台灣獨立、美國是否要出兵」，而是「台灣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國家」，訊息迄今並不清楚，特別是陳水扁總統的『統合論』逼得美國人要開始認真思考：如果台灣人不顧國家安全，競相要與中國進行「經濟統合」，甚至於要追求與中國「政治統合」，那麼，美國人又何必為了保衛台灣而犧牲自己的生命[37][37]？儘管布希總統已經將台灣列為美國的重要「非北大西洋公約盟邦」[38][38]，當美國的中國通唐耐心 (Nancy Tucker) 提出〈如果台灣選擇統一，美國應該在乎嗎？〉警訊，台灣人（台灣島上所有的住民、中華民國的國民／公民）必須捫心自問：如果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未來民主化、或者／以及經濟起飛了，自己會因此接受與中國進行政治統一、還是會堅持想要有自己在島上有截然不同的國家（不管國號是甚麼）？ 參考文獻 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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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主辦、國防部戰略規劃司贊助「亞太情勢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2002/11/23-24。作者通訊：106臺北市郵政信箱26-447號；電子信箱ohio3106@ms8.hinet.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