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平埔身分認同
作者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期	2002/6/15

今天我們挺身而出
是要嚴正地告訴台灣人民與政府
我們是台灣的原住民族因為我們沒有消失
我們被強迫地隱藏自己
在忍受民族屈辱下延續民族星火
轉換另一種身分生存在台灣社會

──『平埔族群宣言』(Bauki Anao、陳逸君：2002)

起北風、袜變天、請大家要保重，人講呷水果拜樹頭，為何這一欉山草橄那也無人拜，那無凱塔格 (Ketaganan) 墾作夷洲（台灣），後山數仟年，那有今日的台灣。

──凱塔格蘭族競選廣告（《自立晚報》1993/11/23）

早期的台灣民族主義理論與現在的台灣民族主義理論（認同論）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沒有為平埔族定位。

平埔族是原住民與漢族系人同化而成的。經過十七世紀以來的漫長的歲月，大部分的平埔族失去了原住民本來的特徵，他們又不太願意認同原住民或平埔族，所以現在要將平埔族與其他族群區別，除了一小部份以外也經相當困難。台灣民族主義理論忽略平埔族的存在理由在此。

其實，由台灣的人口發展史來看，「舊台灣人」的大部份是平埔族才對。漢族系渡海來台，與原住民通婚是正常的。不過，由於漢族沙文主義作祟，看不起原住民，從而矢口否認平埔族的血統。

──黃昭堂 (1998: 166)

　

壹、前言

原本被認為早已銷聲匿跡的平埔族群，在1990年代幡然現身於原住民族運動的行列 ，迄今，平埔族群的振復 (ethnic revival) 運動方興未艾，不再停留於私下的囁嚅低吟，開始向政府提出正名／復名的要求 ；同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於平埔族的訴求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而地方政府也樂於配合舉辦嘉年華會式的祭典活動；此外，學界、民間對於平埔族的研究或是敘述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 ，而政治菁英也會若有似無地暗示他們的平埔淵源 。不過，究竟這些現象代表著什麼意義？

從「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的角度來看，平埔運動代表的是平埔族群對於現有的集體「身分認同」(identity) 表示不滿，對於過去被征服歷史的騷動，以及對於建構未來的無限憧憬。如果就族群政治的切入點來看，平埔族認同的再現 (resurgence) 不只是對於當前的「四大族群」論述提出質疑，也是對於自己在台灣進行民主鞏固、打造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表達出相當程度的焦慮。

在這樣略帶浪漫而神秘的紛圍當中，我們對於平埔運動的關注點可以化約為四大類：首先，究竟平埔族的訴求是什麼？再來，到底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的政治要求？以及，這些要求的正當性、或是必要性何在？最後，才是關心如何來落實，也就是身分認定的議題。具體而言，平埔族群的身分認同有兩個層面：「平埔族是誰？」（Who are平埔族人）、以及「平埔族是什麼？」（What is平埔族）。前者想要探討的是作為平埔族人的資格為何，以及如何來決定、認定、或是辨識，進行的是微觀上的 (micro) 實證檢視；後者企圖探索的是平埔族群的認同代表什麼，從事的是宏觀上的 (macro) 論述努力。

在政治學上，有關認同如何產生的理論，大致上可以分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 三大類 ：按照原生論，族群認同決定於血緣、或是文化特色，因此是先天命定的；根據結構論，族群認同的凝聚是因為不滿意他們的應有的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或是文化認同被剝奪，而族群運動的出現就是他們對於現有社會結構的反彈；依據建構論，族群的認同是經過人為建構而成的，強調彼此的共同經驗、集體記憶。當然，在實際的運作上，這三種場域往往是相互強化的。

在這篇論文裡頭，我們將根據前述三種認同理論，分別探究平埔認同背後所蘊含的三層意義：去漢人的負面認同、歸樸返真的原住民認同、以及某種渾沌初開的混合認同。從邏輯上來看，當A認同與B認同相遇 (encounter) 以後，有可能出現四種理念化的 (ideal type) 認同：維持原來的A認同（固守）、接受外來的認同B（涵化 ）、產生嶄新的認同C（融合）、或是同時保有認同A與B（多元文化）；前三者是單一認同，後者是雙重認同 (Christian, 2000: 12; Smith, 1983: 136-37; Serge, 1980: 139-40)。下面的結構觀解釋的是反涵化（～B），而原生觀代表的是固守原住民認同（A），建構觀則是尋求某種渾沌初開的混合認同（融合C、或是多元文化A＋B）。

貳、結構觀之下的反同化

在四百年來的開發歷史當中，如果說原住民被邊陲化的話，平埔族則是在「漢化」的過程中被虛無化。勃興中的平埔族群正名運動，反映的是平埔族人對於集體認同被長期壓抑的憤懣，是對於過去無奈的「歸化」正式表達抗議，也是對於強迫接受的平地人／漢人／華人認同顯露出的愛恨交織。

就一個墾殖社會 (settlers’ society) 而言，在台灣被發現 (discovery) 的過程中，首先與外來者 (outsider) 接觸 (encounter) 的是平埔族。由於荷蘭、以及西班牙殖民者只作短暫的停留 (sojourn)，在淺嚐即止的探索 (exploration) 活動中，與平埔族並無激烈的資源競爭，彼此的關係僅止於共生上的需要，只留下〈安平追想曲〉當中令人無限追思的「荷蘭船醫」、以及在鄒族流傳的那些拒絕離去而逸走深山的「番化」紅毛番。

對於外來政權來說，當滅族 (genocide) 為道德上所不許可、而驅逐出境 (expelling) 在島國又不可行之際，如何吸納 (absorption)、收編 (incorporation) 原住民頓時成為統治者的要務。隨著鄭氏王朝前來的漢人日益增加，接踵而至的就是代表征服 (conquest)、以及開發 (settlement) 的屯田制度。在清治初期，滿洲人政府原本採取父權式的圈地隔離 (segregation) 來保護「番人」，不過，隨著墾殖者對於「番地」的入侵急速惡化，即使是非漢人的統治者也束手無策 ，只能賜姓鼓勵原住民進一步漢化。在日治時代，平埔族至少還有名目上的「熟蕃」地位。戰後，國民黨政府乾脆拒絕承認平埔族在政治體制內存在的資格，因為統治菁英相信平埔族已經全然消失無蹤；前李登輝總統在1994年接見原住民各12族代表組成的宣達團，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竟然反應道：「台灣有平埔族嗎？」（《自立早報》1994/6/24）

不管他們的後裔是否願意承認，歷史早有明證，隻身前來台灣探險的男性漢人（羅漢腳），大量與平埔族女性通婚，以不對稱的單向通婚帶來血緣上的融合、以及同化的壓力 。漢番之別不是血緣、或文化上的分類，也不是單純的族群認同差異，而是強制就文明教化作優劣等級的排序；也就是說，當「漢＝人」、以及「番＝非漢＝非人」被視為正確的常規 (norm) 之際，原住民必須選擇接受漢人的同化、或是堅持保存文化差異而飽受歧視。對於大多數平埔族人來說，唯有小心翼翼隱藏自己的認同，將自己的價值、態度、以及行為向漢人看齊，才能獲得集體的自我救贖；唯有不斷地進行漢化來提昇個人，才能防止自己「重返野性」。

其實，漢化是一種社會逃避，用來排拒漢人所硬加的種族主義式枷鎖；希冀透過血緣上的融合、以及文化上的同化，來取得漢人的認同 (Brown, 2000)。因此，不管是被動、還是積極尋求「作人」（當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儘管平埔族並未面對諸如美國印地安人所遭受的「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也就是因戰爭、或衝突所帶來的傷害、或死亡，卻要要承擔間接的、殺人不見血的「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也就是因為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壓迫、剝削、歧視、偏見，以及隨之而來的流亡、貧窮、飢餓、疏離、或自我否定。不過，他們最無助的還是無法對抗漢人施加的「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 的概念 ，也就是文化體系蘊藏的價值觀，用來合理化直接暴力、以及結構暴力。

在解嚴之後，原住民運動加入反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行列，推動正名、還我土地、以及自治三大運動；被接納為兄弟的平埔族也提出正名的要求，就是集體認同在長期壓抑之下，因為相對剝奪而產生的沮喪與反彈。然而，這畢竟是自我肯定的第一步而已，正面的認同仍然有待想像上的努力。平埔族在孤寂的靈魂搜尋過程中，高山族適時提供溫馨的援手，也就是分享樂意分享原住民族的身分。儘管如此，當平埔族喊出「阮嘛是番」之際，那些早已強烈拒絕「番仔」、「山地人」、或是「山地同胞」等污名化稱呼的高山族手足，他們的感受又是如何？

參、原生觀之下的原住民認同

我們無法否認，歷史上的平埔族與當前的高山族／高砂族原住民，原本都是屬於南島人 (Polynesian-Malayo、或Australoid)。只不過，由於居住地的分布不同，遭受外來侵犯的時間有先後之別，特別是日治時代的隔離措施，遲緩漢人開發的侵蝕，讓高砂族暫時獲得苟延殘喘。事實上，在光譜上所謂生番／野番／山番、化番、或是熟番／土番／平埔番的差別，原本是高度流動的認同類別，用意不只是在作純粹的分類，而且是用來誘導原住民接受漢化，並沒有絕對的標準 。只不過，當日本殖民者用戶口制度將原住民硬生生劃為生蕃／熟蕃、或是高砂族／平埔族兩大類，似乎是預先宣判平埔族走入黃昏的命運。

目前，盛行的說法是台灣的墾殖者後代都有平埔族的血統，也就是民間流傳已久「有唐山公、沒唐山母」的的說法。從原生的角度來看，如果平埔族的存在必須有觀察得到的客觀標準，那麼，如果語言的復育在短期內無法達成，運用科學的方式 來證明血緣上的關係，應該就是最方便的指標；如果儀式、祭典等文化表象也可以用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那麼，每年舉辦嘉年華會式的節慶應該多少也有喚醒族人遙遠記憶的作用；當然，如果文物上的證據是必要的，國內外的收藏品 、或是地下的考古證據，就是當前的要務。

然而，認同畢竟是要經過主觀上的自我認知，除了說外人所硬加的認同不一定會被接受，連客觀上相近的血緣並也不保證彼此的認同就會親近。這些經過單向通婚而被「白化 」（漢化）的平埔族人，即使政府同意開放身分的回復，令人懷疑有幾成願意確認自己有「番仔」（原住民）的污名。其實，在當前的台灣社會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幾乎已經完全被鶴佬化、或是客家化的平埔族，一方面費勁地在扮演純種漢人「土生仔 」(creole) 的角色，另一方面卻又不自覺地以想像中的文化優越感來鄙夷原住民（黃昭堂，1998：160）；此時，主觀認定的原住民身分彷彿是無比的廉價。

迄今，原運的菁英大致傾向於分享原住民身分予平埔族（尤哈尼‧依斯卡夫特特，1997），而新政府的原住民族事務決策者多原運出身，對於平埔族取得國家體制內原住民地位，也張臂擁抱；具體而言，平埔族人如果能根據日治時代的戶口資料 証明自己是「熟番」者，將可回復原住民身分。這代表的是作為「生番」後裔的高山族原住民，同意局部開放其集體認同，然而，這並不表示他們願意無間權盤接受所有帶有平埔血統的漢人。對於高山族來說，除了如何分配有限資源的考量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擔心絕無僅有的「原住民性」(indigenousness) 也會被漢人攫取而去，也就是懷疑他們在主觀上有多少原住民意識。

我們看到，墨西哥主流社會在進行本土化之際，乾脆將自我定位為原住民的後裔；他們除了掠奪原住民碩果僅存的正統身分，更認為他們的先人與現在的原住民並沒有太大關聯，所以沒有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問題，當然也就不願意接受原住民運動的訴求 (Radcliffe & Westwood, 1996: 69-70)。如果我們對於所謂外省人的「在台灣的中國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有所疑惑的話 ，也就不能不正視高山族對於平埔族的保留態度。

其實，從歷史來看，平埔族與高山族原住民的關係並非完全水乳交融。在清治時代，位於漢人以及高山族夾縫中的平埔族人，在土地逐漸流失的過程，不免有人因為經誘因而自願充當隘勇，既守又攻（柯志明，2001；Shepherd, 1995）：從漢人的眼光來看，這些歸化的番人當然比較值得信賴；然而，站在高山族的立場，這些「以番制番」政策下的平埔族兄弟卻是叛徒。當平埔族不經意稱呼高山族為「番仔」之際，自身的地位不自覺地好像獲得脫胎換骨般地提昇。迄今，這種「既漢又番」、「非漢非番」的尷尬歷史角色，仍然有待和解 (reconciliation)。

或許，有不少的平埔族人真的企盼「重新作番」，他們不僅想要捍衛文化上、以及血緣上的純真，更堅持要取得作為原住民的榮耀。不過，進一步來看，即使大部分的「平地人」終於決定接受他們得自母系的平埔認同，實質上的意義又是如何？也就是說，平埔族的原住民認同對於高山族而言，有沒有任何負面的政治影響？那麼，除了共同的血緣、或是形式上的原住民身份以外，自許為平埔族後裔者，究竟是要如何來與高山族作共同的想像？

肆、建構觀之下的混合體、或是多重認同

我們如果從平埔族對於漢人血緣、以及華人文化接受與否來看，他們的認同可以有四種建構的可能：純種華人／純種漢人、純種華人／混種漢人、混種華人／純種漢人、以及混種華人／混種漢人。第一種模式是徹頭徹尾被涵化的平埔族，不願意接受平埔族的血緣、或文化；第二種模式是被局部涵化的平埔族，雖然承認平埔族的血緣，卻不願意接受平埔族文化；第三種模式是接受局部的平埔文化，卻不願承認平埔的血緣；第四種模式則不論在血緣、或是文化都採開放的態度。

我們目前所能觀察到的，大致是屬於第一種模式，既不承認血緣混合、也不承認自己被他人所同化；也就是說，平埔族雖然在血緣上為漢人與平埔族的混合 (mestizo)，大多數人的認同卻是相信自己為文化上的純種華人、甚至於是血緣上的純種漢人，因此可以說是完全涵化（B）。在這樣的建構下，台灣是一個「華人國家」 (Chinese state)，是由土生土長的漢人所建立的國度；這樣的論述當然是折衷式的作法，在企圖切斷與中國的政治臍帶之際，卻又想要保存華人文化的特色。在這裡，台灣人想要「當家做主」的訴求，代表的是本土菁英對於外省族群長期支配的不滿，特別是在國民黨體制內上升 (upward mobility) 受阻者，因此，本土化代表的是「土生仔民族主義」(creloe nationalism) (Anderson, 1991)。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借殼上市」的假認同。

第二種模式是承認血緣混合、卻不在乎平埔族文化。對於某些台灣民族工程的塑造者來說，即使社會中大多數血緣混合者的平埔族成分早已遭到文化滅種，如果能取得平埔族的資格，代表的是土地的真正主人之一，縱使承認自己是漢人社會所鄙視的「雜種仔」亦無妨，因為這將是排拒中國的馬其諾防線；這時，平埔族文化回復與否並不重要。這裡代表的是一種「血緣決定論」的思維，相信血緣關係重於文化上的共同點。然而，民族畢竟是由一群願意生活在同一國度的共同體，而非建立在諸如血緣、或語言般的共同原生特質；台灣人即使與中國人血緣不同，並不能保證彼此的主觀認同就一定會不同。我們姑且稱之為「工具型民族主義」(instrumental nationalism)。

目前，本土化運動又有一種嶄新的想像的方式，也就是嘗試去證明來自己在血緣上有相當的百越、或是其他的非漢人／平埔族成分（林媽利，2001）。坦承而言，這套論述只能說台灣的漢人與中國北方漢人的血緣迥異，也就是用「混血漢人」來和想像中的「純種漢人」作區隔。對外而言，是不是台灣因此要與中國福建、或是廣東作較親密的結合，因為對方也有鶴佬人以及及客家人？此外，新加坡、或是其他南洋的國家又如何？又如，是否台灣要加強與越南的關係、或是要前去尋找真正的百越文化來復興？甚且，是否要結合所有大洋洲的南島人國家？對內而言，這種原生式的「去漢人」論述，外省人、及原住民/平埔族又如何參與民族的建構呢？不管如何，這是一種奇特的認同融合（C）。

第三種模式是堅持自己是純種漢人，卻傾向於接受平埔族的文化特色。由於我們的社會普遍對於被污名化的「番仔」身分仍有所保留，一般人在嘴巴上當然不會輕易放棄漢人的身分，卻又對於母系的平埔族成分帶著莫名的好奇、眩惑、甚至於迷戀。這種近似於戀母情結的認同，可以說是前面兩種模型的折衷，不像前者過於冷淡、也不像後者一般矯情；假以時日，當社會對於混血的現象願意接受，平埔族的血緣就可以獲得公平的接納，就可以達到真正的多元文化境界（A＋B）。

如果平埔族不願繼續屈從於漢人／華人的認同，也不願意將自己與高山族原住民劃上等號，那麼，是否有可能創造一種同時接受平埔族血緣、以及文化特色的某種「混合體」(hybridity )？那麼，這裡的第四種模式（A＋B），究竟是同時保有原住民（A）、以及漢人（B）認同的某種介面？還是從土生仔（不管是鶴佬、還是客家）裡頭脫離出來的第五個族群？（C）

TOP

(參考書籍請洽作者)

 本網站之文字歸本人所有

未經許可，請勿重製、轉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盜用

如蒙連結，請勿以貴視框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