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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台灣與中國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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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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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02/5/31 |
…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金、馬。我國並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臺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臺灣人民中選出，一九九二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臺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臺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李登輝 (1999.07.09)
回顧二十世紀之初，兩岸人民曾經面對相同的苦難，可以說是一對患難的兄弟。個人在就職演說中曾經強調，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相信雙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和創意，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事實上，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我們希望對岸能夠深入瞭解台灣人民心中的疑慮在哪裡，對於兩千三百多萬人民當家作主的意志，對岸如果不能尊重體諒，反而會使得兩岸之間的認知產生不必要的落差。
………
個人一直認為，兩岸原是一家人，也有共存共榮的相同目標，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就更應該要相互體諒、相互提攜，彼此不應該想要損害或者消滅對方。我們要呼籲對岸的政府與領導人，尊重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與國際的尊嚴，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以最大的氣度和前瞻的智慧，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為二十一世紀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
──陳水扁 (2000.12.31)
壹、前言
戰後以來，中華民國在台灣取得領土的固著 (territorialized)，隨著民主化的過程，原本族群間的政治支配關係逐漸獲得調整，政權也大致可以在總統直選後取得正當性，只不過，台灣與中國的定位仍懸而未決（施正鋒，2002）。對於住在台灣的所有人來說，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應該是最基本的共識。追根究底，台灣與中國之間似有若無的緊張狀態，除了有外省人 在國共鬥爭中家園被毀、親人被清算鬥爭的誓不兩立仇恨外，也有在冷戰時期與美國作被動式結盟而養成的黑白分明反共思想，更有在建構現代化民主國家過程遭受打壓所產生的同仇敵愾。
在一個多元族群的後殖民社會，「共同體的想像」往往會遭到質疑：「這是誰的想像共同體？」此時的任務是雙重的，也就是如何避免民族運動被扭曲為族群運動 (Chatterjee,
1993)。特別是在一個由不同波移民組成的社會，在設法要釐清集體認同之間的藩籬之際，民族主義除了要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犯，還要面對如何將多重自我建構成單一民族認同的課題 (Radhakrishnan,
1993)。
如果說國家定位決定於「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話，台灣目前在尋求與中國建立妥適關係的過程中，源自內部的集體認同分歧，恐怕是比來自外部的促統壓力還治絲而棼。到底「中國是什麼？」除了代表政治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中國也有歷史、地理、血緣、以及文化上的意義。在這裡，我們先將分別從血緣漢人／文化華人、以及政治中國兩個場域，來考察台灣人作自我定位的困境、矛盾、以及挑戰，進而嘗試以中國認同、以及台灣認同來了解外省族群，最後，再對目前陳水扁政府的中國政策作簡短的評論。
貳、血緣漢人與文化華人的認同
在台灣人的民族運動過程中，原生的 (primordial)、本質式
(essential) 的論述一直徘徊不去，並且是一再以嶄新的面貌在出現 。在日治時代，血緣上的漢人意識反映的是一種防衛性的機制，用「血緣中國」來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原生的異族／外族甚至於被非人化為「四腳仔」（狗）。在這裡，血緣上的差異除了帶著文化上的優越感，還與結構上的差別待遇相互強化；如果當年日本總督府採取「內台一體」的作法、或是取消強迫同化政策（皇民化），真令人懷疑原生特色要如何抵擋日本人所帶來的現代化誘因。
我們回顧早期的「外來政權
」(alien regime) 說法，發現除了鄭氏王朝以外，對於從荷蘭、西班牙、滿清、到日本的歷來統治者，都因為他們的「非漢人」身分而方便地被視為「外人」(outsider)。戰後，盟軍將台灣交給中國國民黨政府，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興高采烈迎接王師，原因是唐山前來接收的是引頸企盼已久的「同胞」。隨後，國民黨因為內戰失敗而避秦來台，伴隨而來的百萬軍民必須安置於國家部門，對外呈現的垂直分工宛如英國式的間接統治，傳統的原生式思考開始陷入困境 。儘管如此，民間的立即反映仍然是非人化的「狗去豬來」。
廖文毅率先倡議的「混血論」，原有美國民族大鎔爐的色彩，也就是結合漢人、原住民（高砂族）、荷蘭人、西班牙人、甚至於日本人而成為Formosans。然而，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民式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的運動訴求，還是擺脫不了原生論的羈絆。廖文毅的混血民族之所以並未獲得台獨運動的支持，除了可能含有的「雜種」絃外之音不被自認為純種漢人的台灣人接受外，更重要的是其論述的排他性過於強烈；既然戰後來台的「阿山」已經無法重回過去從事歷史的參與，難道他們就永遠沒有機會與早期移民的後代發進行認同的想像？
相較之下，王育德
(2002) 所構思的台灣民族論則採取Ernest
Renan 的命運共同體觀點，指出漢民族只是volk、並非民族 (nation)，而台灣民族則是由台灣volk 脫離漢 volk 的一個共同體。日後，彭明敏 (1994)、黃昭堂 (1998) 也大致採取這種主觀認定的看法；李登輝則稍加修飾，改稱為生命共同體。如此的建構式民族定義，當然是體認到若要達到「當家做主」的目標，不一定要排拒外省人。在開放探親之後，外省人和「本省人」通通變成「大陸同胞」眼中的「台胞」，自然有重新尋求包容性定義的迫切性，特別是飽受中國的威脅之際，因此有跨越族群的「新台灣人」概念被創造出來，並且幫助馬英九贏得台北市長寶座。
不過，在面對中國「血濃於水」、「同文同種」的原生式民族主義召喚之際，開始有人以血液來分析台灣人與中國人在基因（HLA，即組織抗原）上的差異（林媽利，2001），並且配合民間流傳已久的「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說法，嘗試以漢人墾殖者與平埔族的大規模通婚來加以「論證」。現有證據所能告訴我們的，頂多是鶴佬人、客家人與中國南方漢人、南洋華人的血緣相近，與北方漢人距離較遠，與我們的一般了解相仿，也就是早期台灣人的漢人祖先多來自中國閩南、粵東，同時也有相當的百越成分。
這樣的認同策略轉進即使普受歡迎，特別是在「本土的」知識份子之間，然而，果真台灣人是百越族、以及／或是平埔族的後裔，除了充滿浪漫的情懷以外，並不能擺脫原生論思考的侷限。首先，我們是否因此要與血緣相近的閩、粵、南洋華人共同建立一個國家？是不是應該與同屬越族的越南建立更深的關係？我們必須捫心自問：由於戰後來台的外省族群並無平埔族的成分，是否因此就無法選擇接受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面對台灣內部多元族群的齟齬，陳水扁政府似乎是滿足於將台灣定位為「華人國家」 (Chinese state)，同時也可以解釋為向中國的「一中原則」作善意的回應。究竟華人的涵義為何？在過去，華人 (ethnic Chinese) 出現於華僑 (overseas Chinese) 的用法，也就是指移民而僑居於他國者，譬如華裔美國人 (Chinese-American)。在這裡，華人與日爾曼人 (German)、或是安格魯•薩克森人 (Anglo-Saxon) 的用法相法，可以理解為具有共同血緣、或是文化特徵者；也就是說，用來作為族群性 (ethnicity)、或是民族性 (nationality) 的基礎／核心，正如日爾曼人可以分布於德國、奧地利、以及瑞士，而以安格魯•薩克森人為主體的國家也有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以及加拿大，那麼，華人也可以說有中國、台灣、以及新加坡三個國家。當我們看到陳水扁侃侃而談其先人來自中國福建漳州詔安，仍然是跳不出原生論思維的制約。
大體而言，華人代表的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而中國代表的是文化、歷史、血緣上的中國，也就是「文化中國」；相對地，台灣就是李登輝所謂的「新中原」。這是一種折衷式的思考，也就是視中國認同為文化認同、台灣認同為政治認同。如此的權宜性讓步，大概是台灣能接受「一個中國 」的最高底線了。問題是，華人的英文用字是Chinese，與政治中國的英文China幾乎有一對一的關係 (isomorphism)；即使中國不介意「華人中國」，亦即聱牙的Chinese China，「華人台灣」(Chinese Taiwan) 卻很有可能被詮釋為「中國所屬的台灣」，這樣的刻意自我模糊，難免被世人詮釋為自我矮化。
就一個多元族群的墾殖國家
(settlers’ state) 而言，並非所有的台灣住民都來自中國大陸、或是對「非原住民」的故國有感情上的牽掛，因此，華人國家的定位根本是無視原住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 的存在。或曰台灣的人口組成以主觀上自認為是所謂的「漢人」為主，因而並無大礙；然而，由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觀來看，即使人口再多，以任何單一族群的文化來定義民族認同的作為，都是對少數族群的不尊重。如果我們現在只是為了向一個外部的強權讓步，竟然自我否定內部少數族群對於民族認同的貢獻，未來是否有可能為了獨占國家機器，進而將台灣定義為鶴佬人的國家？
參、政治中國的糾纏
台灣人對於「政治中國」的嫌惡，主要的對象是甲午戰敗的滿清；一紙『馬關條約』硬生生將台灣送作堆給日本，又向外人將台灣人醜化為「男無情、女無義」的化外之地，從此斬斷了彼此剩下的一點情感。回想起來，中華民國肇建之際，台灣已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亡國的台灣人在日治之下淪為二等公民，雖然有人盼望「祖國」前來，然而，吳濁流筆下的「亞細亞的孤兒」，毋寧代表著大多數台灣人的心境。
迄今，台灣人與政治中國有過三次的相遇：戰前、戰後、以及目前。在戰前，有一些台灣人以語言之便前往中國尋求發展，特別是在日本佔領區；如果身在國府有效控制的地區，他們則必須小心翼翼隱藏其台灣人的身分，佯稱自己為福建人、或是廣東人。戰後，這批人如果僥倖不被視為戰犯而下獄，大多倉皇回台；他們既被日本遺棄，又被中國政府懷疑「通敵」，深刻體會到「無國之民」的苦痛。總之，這是尷尬而又不愉快的第一次相遇。
戰後，被「光復」的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然而，陳儀儼然是日本總督的延續，前來接收的閩粵人士彷彿從事「劫收」，而物資大量運送大陸支援國府的戰事更造成民不聊生，台灣人對於「中國仔」的不滿日益高漲，終於有不幸的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7)；當援軍登陸後進行清鄉掃蕩，讓百姓猛然一驚：「為何同胞對待自己，竟然比異族殘暴！」潰敗的國民黨在1949年將整個中華民國政府遷抵台灣，面對語言不太相通、又好像帶有敵意的百姓，斷然選擇實施長期戒嚴、以黨國體制進行宰制，讓台灣成為割裂的「一個國家兩個社會」。大體而言，除了少數的「半山仔」合作者 (collaborator) 享有特權，台灣人與政治中國的第二次相遇是痛苦的，這也就是李登輝所謂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司馬遼太郎，1995）。
長久以來，台灣與中國處於戰爭狀態，李登輝在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國民黨政府不再視中共政權為叛亂團體，同時，也不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中國的正統。儘管李登輝刻意擱置主權議題、委屈自我為「政治實體」、採取「一國兩府」，中國在國際上仍然惡意封鎖台灣的空間，終於有1999年的「兩國論」，也就是正是走入「兩個中國」。對於百姓來說，中國堅持的「一個中國」（九二共識）魔咒，就好像「一國兩制」一般，都是要強加在台灣人身上的枷鎖，因此，中國已經成為現階段台灣人思索自我同的最重要的他者 (significant other)，特別是一個無時不刻意欲進行領土擴張的帝國主義者 。
雖然中國自從與美國和解以來 (1979)，表面上已正式放棄「武力解放台灣」，不再口口聲聲「血洗台灣」 ，然而，在1995-96年的台灣首度總統直選期間，中國對台灣進行飛彈射擊，試圖影響台灣內部的選局，造成台灣海峽長久未有的軍事危機，也讓台灣人領略到中國政府的「惡霸」（霸道），而「土匪」、「歹厝邊」代表的是反中國情緒的空前最高點。再者，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國總理朱鎔基的蠻橫恫嚇，反而幫助選民倒向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此外，在2001年的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際，適逢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在中國上海舉行，中國外長唐家璇在部長級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上，公然打壓台灣代表的發言，如此的羞辱，反而因為民心同仇敵愾而幫助民進黨取得國會的優勢。中國領導者應該體會，類似窮凶極惡的作法，徒然會造成台灣人的更加反感。
近年來，隨著台灣對於中國的經濟依存日漸深化，中國不斷提供經濟利益誘惑台商／財團對台灣政府施壓、甚至於間接提供選舉的挹注，「戒急用忍」只不過是反映出經濟式民族主義對於「以通促統」壓力的安全閥。中國對於台灣除了文攻武嚇外，還持續施以經濟壓力，最終目的就是要台灣至少接受「一國兩制」的政治安排，依然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在這樣的結構性壓力下，表面上看來寬大的香港模式，很難不被解釋為中國天朝之下的兒皇帝，豈不又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總督府、或是行政長官公署的翻版？
肆、離散的中國人
外省族群是在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他們不只是單純的移民，而且還可以說是非志願性的政治難民，也因此，對於故土中國有較強烈的戀眷；相較之下，早先來的鶴佬、或是客家族群，大多是自願前來的經濟性移民。眾所週知，在過去十年來，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有相當程度的聚合，進而左右著對國家走向的定位。具體而言，本省人會傾向於自認為是台灣人，並且對政治、或經濟上的統合採取較保留的立場；相對的，外省人對於中國人的認同比較可以不加思索地接受，對於中國比較有感情上的眷念、甚至於接受某種形式的政治結合。
目前的外省人在認同上的選擇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或「中國人在台灣」，近似於「中華民國在台灣」，似乎對於「新台灣人」有所卻步 。不過，當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際，蘇起試圖以「一族兩國」(two states in one nation) 來中立化，這當然不是情感上的牽掛在作祟而已。
近年來，政府雖然廢除了傳統對於身分認同的籍貫措施，改採紀錄出生地的方式，希冀能以土地的認同來擺脫省籍觀念在政治上的再現。如果鄉土代表的是家鄉與土地，那麼，「認識家鄉」或許是培養民族認同的方式之一；然而，到底哪裡是家鄉呢？究竟一個人出生、成長、還是現在居住的地方？如果是出生在外國的小孩，何處是家鄉？如果是老一輩的人，譬如戰前出生在日本、或是中國的人，特別是外省，他們又要如何來決定其家鄉？如果家鄉與國家並不趨同之際，鄉愁與民族認同又如何還區別？此時，應該是由鄉愁決定民族認同，還是由民族認同來設定家鄉的認定？其實，如果外省族群有這樣的困擾，我們著實應該加以正視，或許能經過對話來取得相互了解；畢竟，我們並不能假設這種困擾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逝，尤其是面對在選舉過程日漸惡化的族群動員。
一般人會以為，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要保障認同；然而，民族認同雖然會受到外在力量所限制（壓制、或誘惑），卻絕對不是先天 (a priori) 能決定的，必須由國家內部去辯論來求得共識，尤其是在多元族群的台灣。更進一步言，民族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是雙向的 ，也就是說，民族認同也會反過來強化族群認同。譬如說，中國牌可以被援引來保衛族群的集體認同、以及談判權力分配的籌碼，卻不一定代表整個族群急欲與中國結合，甚至於主張統一的政治菁英亦然。同樣地，某些本省籍族群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地指控對方為吳三桂、施琅，特別是選舉時刻，卻不必然表示他們為台獨運動的真實信徒；在過去，這些人即使沒有社會主義或統一的思想，卻很容易被荒謬地打為「三合一」的內部敵人，現在，更容易將外省籍的政治對手戴上統派的帽子，也就是便宜行事的「反外省人」＝「反國民黨」＝「反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外省族群認為當中國人就是其族群認同最重要的本質、不可動搖，誓言要國家保障其獨特的集體認同，即使中國沒有運用政經誘因來推波助瀾，我們也必須審慎考察，而非一味加以譴責，畢竟，民族認同、政治立場、或是意識型態都沒有對錯，只有選擇的過程是否公平、合理、或是平和。如果我們反對過去戒嚴時期對異議思想的打壓，現在就不應該重蹈覆轍。
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有可能相容嗎？如果前者是民族認同、後者是地方認同，那麼，彼此就是上下位階的關係，也就是在國家定位上，台灣要臣服於台灣、要接受地方政府的地位，也就是接受「一國兩制」的公式；我們以為，大部分的台灣住民應該不會接受。如果兩者兩者都是民族認同呢？也就是接受雙重效忠的可能性如何？其實，近年來，國人取得雙重國籍者日盛，而且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離散」(diasporas) 的情況普遍，也就是居於異鄉、卻關心家鄉的安危。如果我們願意接納海外鮭魚返鄉，甚至於企業界主張引入對岸的高科技人才，卻擔憂「中國離散者」(Chinese diasporas)，原因何在？最大的隱憂是中國與台灣敵對；如果將來兩者的關係有如台美、或是美加之間一般水乳交融，那就另當別論。
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可能出路
在冷戰時期，國民黨政府與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進行長期的神經戰，老百姓對中國的印象是「萬惡的共匪」，並沒有機會去客觀了解國共鬥爭的原委。其實，台灣人對於「反共抗俄」的口號，大致是懷著犬儒般的應付態度。追根究底，台灣人原本與當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糾葛，而台灣人與中國人也沒有深仇大恨。在二次大戰期間，毛澤東還以老大哥的姿態誓言要幫助台灣、安南、以及朝鮮獨立。論真來看，即使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歷史上的恩怨，彼此之間早已跳脫當年內戰的仇視，並無諸如塞爾維亞戰犯引渡的疑慮，而戰後來台的老兵也陸續返鄉探親。
長期以來，在外部的戰爭威脅下，台灣人逐漸接受與中國人不同的獨特的認同，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人」：既為中國人（文化上的華人、血緣上的漢人、中華民國國民）、也是台灣人（台灣的住民）；同時，既不是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不是台灣人（鶴佬人、本省人、或白浪）。如果說台灣的住民有甚麼共同點，最沒有爭議的，應該是反對目前的中共政權、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進黨原本對於中國採取「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態度，同時，又視中國為外交事務的一環而已，認為沒有必要刻意地去強調，否則，反而突顯台灣與中國糾纏不清的特殊關係。不過，自從中國事務部的成立，代表旅中台商日漸增加的現實，特別是面對國內勞工成本上漲的壓力，黑手出身的中小企業既然無升級的條件（包括政府的融資、以及外國語言），不少人只好隨著產業無奈地隨波西進。天真的許信良在1995年黨內總統初選中，以功能主義的架構喊出「大膽西進」的口號，表面上雖然有躍馬中原的氣勢，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反映出部份民進黨支持者對於公職的壓力罷了，然而，不免被戴上「統派」、「賣台」的大帽子。民進黨在1998年的中國政策研討會上，終於整合出「強本西進」的說法，大致是決心棄守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
儘管陳水扁在兩千年的總統大選過程中，對於連戰的「邦聯論」大加撻伐，不過，一旦在他當選總統之後，倚賴其方便的非國民黨、非外省人的身分，一再以「和平締造者」自居，表現出急欲對中國求和的姿態，也就是要仿效尼克森來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由2001年元旦的「統合論」、到日前在大膽島邀請中共的領導人前來泡茶，陳水扁的立場不外是先由文化、經濟的交流開始，進而達到政治統合的境界。如果連戰的邦聯論是位於光譜的極右端、李登輝的兩國論居於極左端、宋楚瑜的歐盟模式居於中間（見附圖），那麼，陳水扁的統合論就是企圖左右通吃，讓選民自行作選擇性的詮釋，希望在選票上作最大的擴張。
如果「經濟統合」是要追求經濟規模、以及生產效率，而「政治統合」是要確保自主以及民主的話，相較之下，「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並不清楚。如果統合的基礎是要建立在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面，則文化統合是命定式的「為統合而統合」；相對的，如果文化統合則要追求共同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民族認同的凝聚，具體的指標則為彼此是否願意生活在同一個國度，如此一來，就最終的目標而言，文化統合與政治統合是高度相互聚合的 (converged)。坦承而言，除了經濟／文化交流以外，我們看不出陳水扁真的要台灣與中國作文化／政治統合。
目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宛如兩塊同極相斥的磁鐵，中國越是要使用軍事、外交、或是經濟上的優勢來進行恐嚇、封鎖、或是吸納，台灣人就越是要奮力排拒，彷彿中國是一個無底深坑的大黑洞。中國必須嘗試著去理解樹大分枝的理由，不管是兄弟姊妹、還是遠親近鄰，彼此雖然有相互提攜照顧的基礎，卻也沒有必要居住在同一個屋頂之下。以民間的理解來看，因為家庭貧困而被送走（賣人）的伶仃苦兒，年長或許會有一絲尋找生母的念頭，相見擁泣者容或有之，不過，即使親生父母的家境已有改善，豈有強要接回認祖歸宗的道理？
我們了解，中國過去因為遭受列強瓜分而飽嚐屈辱。然而，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進行開放改革，因為勵精圖治而能擠身世界強國，此外，失去的疆域也逐一歸還，委實不必堅持以台灣的主權來定義中國的民族自尊。中國是否可以試著去了解：當前的台灣人已經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民族認同，是無法用軍事武力、或政治力量來脅迫，也不可能用血緣關係、或是文化認同來動之以情；其實，台灣人早在戰前就已經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想盡辦法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打死也不願意再被外人所統治。
如果「和平統一」就是不戰而降，台灣人與中國的第三次交會，又如何能有正常發展的機會？作為兄弟之邦的中國，何不幫助台灣人一圓獨立建國的美夢，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有一展身手的空間？如此以來，台灣人就欠中國人一份無法償還的人情，那時，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可以正常化，就好像今天的英國與美國、澳洲、紐西蘭、或是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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